赏蔡澜*之鲜妍，守儒家之根骨——论榜样选择的兼容并蓄（外一篇）
我钦佩蔡澜先生。他的才情流淌于笔墨丹青，对美食的精微体察令人叹服，那份敢于直言“好色好玩”、拥抱生命欢愉的坦诚，在当今社会更显一份难能可贵的洒脱与真实。他的存在，像一坛陈年的花雕，浓烈馥郁，散发着活色生香的生命热情，确有其迷人的光彩。
尊重，不等于盲从；欣赏，亦非全盘接纳。
蔡澜先生构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其核心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以感官体验和生活意趣为驱动的“享乐主义生活哲学”。它鼓励人活在当下，挖掘日常之美，追求口腹之欲、耳目之娱、心灵的自由舒展。这有其积极意义，尤其在唤醒人们对生活本真热情的层面。
然而，此道虽美，却难与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精神同频共振，更不足以成为我们普遍效仿的人生圭臬。
儒家思想为我们勾勒的，是另一幅更为恢弘沉静的生命图景。它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与历史担当；推崇“克己复礼为仁”中的自我约束与道德自觉；其根基深植于“仁义礼智信”的伦理框架之中。儒者追求的是“内圣外王”，是在自我完善的基础上，致力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乃至天下大同。孔子言“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其重心在于精神境界的提升与对道义的持守，而非感官的极致满足。
两相对照，差异立显：
“小我”与“大我”之别：
蔡澜哲学侧重于个体生命体验的丰富与自由，虽有真性情，但格局偏于“小我”的自在与逍遥。儒家则着眼于“大我”，强调个人在群体、社会、历史长河中的定位与责任。
“纵情”与“持节”之异：
蔡澜式的“好”，常体现为对欲望的坦诚接纳甚至适度放纵，追求的是尽兴与痛快。儒家提倡的是“发乎情，止乎礼义”，是情欲的自然流露须合乎礼仪规范，追求的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和谐，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高度自律。
“当下之乐”与“不朽之志”：
蔡澜先生深谙“活在当下”的智慧。而儒家思想在珍视当下（如“浴乎沂，风乎舞雩”之乐）的同时，更蕴含着对“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永恒追求，有着更为深沉的历史使命感和超越性关怀。
因此，欣赏蔡澜，如赏园中一株奇花，可观其色，嗅其香，赞其独特风姿；但若论及人生榜样，则需取其精华，融入更宏阔的价值体系。这便是“择其善者而从之”的智慧：
1.
学其“热爱生活”之态度： 汲取他对世间万物保持好奇与热情的能力，善于发现并欣赏日常之美，让生活更有滋味。
2.
赞其“真性情”之流露：
借鉴他敢于打破某些虚伪矫饰、表达真实自我的勇气，在合乎礼义的前提下，活得更通透、更舒展。
3.
敬其“不拘一格”之才情： 学习他在艺术、美食等多领域的探索精神和深厚的鉴赏力，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但亦需清醒：
其过度强调感官体验与即时满足的倾向，易使人沉迷于“小确幸”而消解更高远的志向。
其相对弱化社会责任与道德自律的维度，与儒家“天下己任”的担当精神不符。
其个人化的享乐哲学，难以支撑起一个良序社会所需的普遍伦理基石。
真正的榜样力量，应根植于深厚的文化土壤，能指引我们在享受生活的同时，肩上扛着社会责任，心中装着家国情怀，脚下踏着道德底线。
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历经千载而不衰，正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关于生命意义、社会秩序、精神价值的坚实框架和崇高追求。它教导我们如何“成人”，如何成为有格局、有担当、有涵养的君子。
蔡澜先生的生活艺术，为这幅儒家绘就的宏大画卷增添了一抹生动活泼的色彩，提供了一个观察世界的别样视角。然其终究是锦上之花，而非画布本身；是清冽之泉，而非源头活水。
赏其花，饮其泉，然筋骨气血，当自儒家根脉中来。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同时坚守文化根骨与精神高度，方是我辈汲取养分、选择榜样的正途。
这并非排斥，而是更高层次的融合与超越——在享受生活的酣畅淋漓时，不忘“士不可不弘毅”的担当；在追求个人欢愉的真性情里，恪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心。如此，生命方能既鲜活丰盈，又沉静厚重，在时代的洪流中，既保有个体的光彩，亦不失文化风骨。
香港文化名人蔡澜先生以其独特的生活艺术赢得了无数拥趸。他好吃、好喝、好色、好玩、好乐的人生哲学，如同一股清流冲击着现代人紧绷的神经。然而，当我们将蔡澜式享乐主义置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光谱中审视时，不禁产生一种文化上的违和感。蔡澜的才华与生活艺术固然令人钦佩，但将其奉为人生圭臬，则可能使我们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更为深邃的精神维度。真正的生命智慧，或许不在于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在于对享乐与节制、个体与群体、世俗与超越等对立面的辩证把握。
蔡澜的生活艺术代表了一种彻底释放感官、追求即时快乐的生存哲学。在《蔡澜谈吃》中，他写道："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吃吃喝喝，以基本的食物养活自己，以奢侈的美食抚慰灵魂。"这种将人生简化为感官体验的极端享乐主义，与儒家"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克己修身形成鲜明对比。孔子在《论语》中强调"克己复礼为仁"，主张通过约束个人欲望来实现更高尚的人格理想。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更是将"去人欲，存天理"作为心学的核心要义。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否定感官愉悦，而是警惕无节制的享乐可能导致的精神矮化。历史告诉我们，从魏晋清谈的放纵到晚明士风的颓废，过度追求感官刺激的文化最终都走向了自我消解。蔡澜式的享乐主义作为一种生活调剂有其价值，但若上升为人生终极目标，则可能掏空生命的精神内核。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极端个人化的享乐主义难以回应儒家对群体责任的强调。孟子提出"独善其身"之后紧接着是"兼善天下"的更高追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体现了传统士人将个人命运与集体福祉紧密相连的世界观。相比之下，蔡澜哲学中几乎看不到对社会责任的思考，他的世界是一个精妙但封闭的感官乐园。北宋理学家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展现出一种蔡澜式生活难以企及的精神高度。当然，我们不必苛责一位美食家未能成为道德楷模，但若将这种高度个人化的生活方式普遍化为理想人生模式，则可能导致社会价值观的扁平化和公共精神的弱化。在消费主义已经足够强势的今天，我们或许更需要平衡个人快乐与社会担当的文化力量。
值得探讨的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其实存在着对感官享受与精神超越的辩证智慧。苏轼在《前赤壁赋》中既享受"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的当下欢愉，又能升华至"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形上思考；李渔在《闲情偶寄》中细致描写生活艺术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对生命本质的清醒认知。这种既入世又出世、既享受生活又不为生活所困的智慧，远比单纯的享乐主义更为丰富和深刻。明代袁宏道提出"性灵说"，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但同时也强调"文章大观，忠孝为本"，体现了个人表达与道德根基的统一。当代学者余英时曾指出，中国文人传统的特点是"在世俗中见超越"，这种智慧为我们提供了批判性吸收蔡澜生活美学的思想资源。
在这个物质丰富但精神焦虑的时代，蔡澜式的生活艺术确实为许多人提供了一种减压之道。然而，成熟的文化心态应当能够欣赏其才情而不盲从其哲学，肯定其生活热情而不放弃更高追求。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既重视"乐"所带来的情感宣泄与审美愉悦，又强调"礼"所规范的伦理秩序与社会和谐。这种平衡的智慧启示我们：在赞美蔡澜解放感官的同时，不应遗忘儒家"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全面人格理想。人生的丰富性恰恰在于能够容纳看似矛盾的多重维度——既享受美食又不沦为口腹之奴，既欣赏美色又不物化他者，既追求快乐又不逃避责任。
中国文化长河中，从孔子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到庄子的"逍遥游"，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欲望的放纵，而是在理解生命本质后的自觉选择。蔡澜先生的生活艺术值得欣赏，但不必崇拜；可以借鉴，但不必照搬。一个健康的社会既需要蔡澜式的趣味主义者来丰富生活色彩，更需要那些默默承担、无私奉献的灵魂来铸就文化脊梁。在食色之外，还有更为广阔的精神天地等待我们探索——这才是中华文明给予我们最珍贵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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