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a1.qpic.cn/psc?/V53IpUW747Gjqj3T5R4i1vmJGk0y0Xqg/ruAMsa53pVQWN7FLK88i5nY3R.ypzSdO07nHClkGhnF3RcdQsEPyvnDgFJ8aUzozr0k4LLjE1b3.z0PWTiw36zTHqofSkROMJz5B*P6HLcQ!/b&ek=1&kp=1&pt=0&bo=bwMvAwAAAAABB2A!&tl=3&su=0118357538&tm=1704502800&dis_t=1704504937&dis_k=25665d2043b4bf6adbc536f63970212c&sce=0-12-12&rf=2-9
       2023-06-02早上，李克强先生（一九三三年二月初五日生）登上六楼来到我家。

        廖理南和廖道安是北浴老乡，又是本家侄子和叔叔的关系，在续修二轮县志期间，同在县志办公室工作。廖道安任主编，廖理南任副主编；这样的人际关系，应当工作协调，不会有矛盾碰撞之事。但事实呢？由碰撞到对簿公堂，且一而再，再而三，闹得沸沸扬扬，岂不是奇人奇事？

       我曾经规功过廖理南："没好休，便好休，其间何必一一苦追求？"他是一头犟牛，规劝不了。

       我深知我国修志之事的来龙去脉，且做了读报笔录，现公布于公，便于大家深层了解。

      上世纪1980年代初，在胡乔木、习仲勋、曾三、邓力群的倡导和支持下，全国掀起了新一轮修地方志的热潮。修志要用档案，但挡案涉及保密问题。

       1983年9月，中国社科院党组在提交中宣部的《关于地方志工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强调："请各省、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门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要求“新编地方志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充份反映我国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辉煌成就"，同时"要求编写地方志一定要重视保密工作”。中央和国务院明文规定的保密条例必须严格道守，无论是政治军事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保密，尤其涉及国家核心保密，均不得载入史书。关于国际情报斗争尖锐复杂，为了防止泄密，新地方志限于内部发行，严格控制印数。"地方志编辑定稿后，必须履行审批手续。省地市县志经各类编篡委员会审定后，凡涉及党的方针政策，涉外等重大问题必须请省市委批准，县志或相当县的市志，须报上一级党委批准。凡涉及保密范围的问题，须经各级地方保密委员会审核。"

        1985年4月19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全体会议，讨论通过《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明确提出编纂地方志要"在政治上和中央保持一致","必须注意保密工作，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规定的保密条例，必须严格遵守","各地各类志书定稿时各级编纂委员会必须严格审查、严格验收手续。凡涉及党的方针政策和保密重大问题，必须送当地党委审查。县志涉及上述问题，应送上级党委审查。"新地方志出版工作由各编纂委员会同党委宣任部门统一安排，出版时必须严格审批手续。"同时要求，关于建国以来重大政治事件的记述，要遵守宜粗不宜细的论术原则。"地方志指导小组定期向中央国房院反映情况，对修志中涉及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及时请示报告。"

       1988年9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同年11月9日中国社科院向中宣部提交《关于新编地方志公开出版的报告》，提出保密法的实施，"这使各地新编地方志在保密工作上有了明确的准绳"，建议对1983年提出的《关于地方志工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进行修改：省志经省党委或政府审查、批准，并报省地方志编委会验收同意后，亦可以公开发行。次年1月28日批复同意该意见。但表示"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决定地方志公开发行或内部发行，不必一刀切。"

        基于这种情况，大部分新编县志在上世纪90年代出版。由于修志目的："反映辉煌或就"在思根上和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关于建国以来重大政治事件的记述还要"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对修志涉及党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要"及时请示报告"，还要遵守保密规定，修志后要经过层层审查。"怎么办？中国地方志专家仓修良先生提出"微言大义"（愚按：这是孔子作《春秋》的法则：一字之亵·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如《春秋》首句："郑伯克段于鄢"，郑庄公跟公叔段是兄弟关系，用"克"字·表示大义乖违）1990年出版方志："不记载、含糊其辞、"尽星减少"面世。安徽省元为县在县志中弄了假。

       有比较客观的《通渭县志》，不仅介绍了该县大饥荒的情况，列出死亡数字，并多处提到"人相食"，其他县则少见。根据该志主编张尚质透露："当时县委书记在审查志稿时，曾把我找去，间及三年困难时期所发生的事件，有志稿中记载的那么严重吗？他就将当年有关档案，搬给书记看，看到志稿中所记载的是有根有据，于是他签了字。"张是当年《甘肃日报》记者，灾后随省委工作组到通渭放粮，写了通渭当时饥荒死人的内参。当时他回到家乡路边由里到处是死人，遍地白骨无人收。张尚质所在的村，人饿死了三成，他一家就死了三口，所以在编修志书时力求反映真实情说。由于主编的特殊，加上领导相对升明，所以才有了不多见的《通渭县志》。

       愚按：如果不追究侵犯人权的历史，不谴责对人权漠视，是大错特错；揭露和批判历史上的侵权，表示一种不许重复的决心，一种改进现实的自我努力。引用长篇大论的文字，是对"得好休使好体"规劝的回答的根据．虫蚁之辈，何敢妄言，特别是大事情。当然啊，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事实俱在，人人皆知，领导难当，办事人更难啊！http://a1.qpic.cn/psc?/V53IpUW747Gjqj3T5R4i1vmJGk0y0Xqg/ruAMsa53pVQWN7FLK88i5pjnRoLRHZZvWmAZzGB*9T7wWisDKW4dPWAyBPw94PzyOFFVgrPKrkSO6UgF54SXl0Ur4jolcuDLt2MuiInCLhY!/b&ek=1&kp=1&pt=0&bo=QAZVCEAGVQgBByA!&tl=3&su=1190237858&tm=1704502800&dis_t=1704504937&dis_k=15153f9af3311b1d01e7d6ff68099bec&sce=0-12-12&rf=2-9

        对廖理南、廖道安之间事情一议。

        据我推测．我县对于修志之事和人选问题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廖道安供职于县政协办公室，为人谨慎．其父廖广由老先生是抗战时期陕西大学历史系毕业生，是史学专材，1980年代，我县旧志交给他处置过。县委把我县修志重担交给廖道安桃，是顺理成章之事：再配上思想活泼勤于笔耕的廖理南当副手．应当是比较合乎理想的修志好班子。从事实看，身为主修的廖道安，有主编的操守，努力工作，志书稿交县委审查通过，出版面世，算是完成了任务。至于他在工作方面有欠缺，是另外一回事。

        但主编与副主编之间矛有碰撞，作何种解释？是小人物意气用事吗？不是。是蜗角虚名，蝇头微利之争吗？也不是！到底是什么？允许我捅破天空：是改革开放涉及深水区与浅水区的矛盾的表现，从此书公布的材料足以为证。

      历史是科学，不是胜利者的猎物，也不是它的宣传品，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公共记忆、集体的财富。“学术乃天下公器"，而非权者的“神器〞，正因是公"器"，史家之真，有着复杂多面的存在。当代史学家郭世佑先生提出：历史学家应该有历史观念：史实归真，人物归真，史论归真，史评归真。他并且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一），从事实出发，任何先入为主的是非、好恶、优劣，主次观念，都无条件让位于实事；（二），从历史条件出发，既不作超时空的道德苛求，或漫天飞舞的无类比附，又不以简单的历史结局去推导历史进程，充当胜利者的宣传品。（三），从国家民族根本利益出发，既摈弃历史虚无主义，又不以任何个人与团体好恶和利益为依归。（四），从历史潮流出发，不以狭隘的民族主义意念所左右。
       一言以蔽之：不要把学术和政治一锅煮！
       廖理南是牛人，他的史学观与我在这里所引用的郭世佑的观点不谋而合。他工作能力强，做事有一股牛动。且从《宿松古今纵览》这本给后世子孙留下了丰富史料的书看，组稿、编辑、印刷出版，全部由他一人操办；他视野广阔，总想把工作做得更好些：当语文教师时，独办《习作评点》，想把学生的写作能力从小培养出来，谁做过这样的事？！他别出心裁，办《理南文论》，有踏雷之嫌，谁有这样的勇气？修地方志，想多留点实际材料给后代子孙，让后代人认识到自己是生活在幸福之中。他遵纪守法，但不善于守陈规旧习，是不拘一格的人才。"可惜，我们国家，在各个领域中缺少这样的人才。他不是奇人？跟廖道安之间碰撞不算奇事？！

        值得敬佩的，中共宿松县委，我的父母官，有民主作风，有法治理念，对于二廖碰撞对簿公堂之事，没有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使廖理南成为廖理南——直立的猴子！

        我生于战争年代，长于运动年代，已年过90，深有"饱经寒冷知春暖"的感慨。此刻，我还能再说什么呢？！
                                                                                                           
                                                                                                                                            2023年5月初稿，10月23日加进了手写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