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读久了，真得挺莫名其妙。你以为读书是在消遣，其实书也许在消遣你呢！今天神差鬼使般翻出放置了许久的两本书，一本是王人博先生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本《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历史》（2）。

王先生是中国法学大家，但这本书似乎讲哲学、讲认知、讲历史更多，读这本书就像听王先生讲课一样，令人难忘。今天读到王先生举例评价义和团运动，以说明语境的作用及对世人的影响。王先生引用美国传教士何天爵的一段话：

中国的人民大众是平和、勤劳、坚韧和习惯于忍耐的，但是他们既不迟钝也不昏聩。对他们来说，一次突然的冲动必然有其长期存在的根源。观念和情绪缓慢地渗透进他们的意识中，他们隐忍着聚集力量，直到一个谁也意想不到的时刻突然以席卷一切的行动爆发出来。报复这些如潮水般的暴力也许是容易的，但是消除其根源才是明智和仁慈得多的做法。如果自诩为一种更高文明的西方列强，出于自私的政策而不愿意对目前正在震惊世界的这些不必要的和不可挽回的杀、苦难和毁坏负责，那将是人性最大的悲哀。

王先生引用之后并没有作过多论述，而是讲：“有了这段话已经尽够，再说就是多余。”

笔者读到这里顿时思绪飞扬，但并不能具体地想到什么，但再也读不下去。于是翻开手边的一本《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历史》（2），首页是刊于1930年1月11日《伦敦新闻画报》的一则新闻《佛像遭遇中国士兵砍头：盗取佛头是为了卖给古董店》，讲的是中国山西大同云冈石窟被破坏的事情。向后翻页又读到刊于1930年1月18日的一则报道《“难以形容的”故意破坏文物行为在中国：中国士兵对于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陵墓的劫掠》。两篇报道此是已然是历史，但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当下来说，报道中的行为都是野蛮的、令人忿恨的，是不应该发生的。但是竟然明目张胆地发生了，这些行为是官员和士兵做出的，这些和义和团运动表面上看完全不同，但本质上何其相似？这些官员和士兵在佛神和帝王面前，与义和团运动中的百姓在官员和洋大人面前，其地位和价值差不了多少吧！把前面何天爵的话稍微修改一下：中国的人民大众是平和、勤劳、坚韧和习惯于忍耐的，但是他们既不迟钝也不昏聩。对他们来说，一次突然的冲动必然有其长期存在的根源。观念和情绪缓慢地渗透进他们的意识中，他们隐忍着聚集力量，直到一个谁也意想不到的时刻突然以席卷一切的行动爆发出来。报复这些如潮水般的暴力也许是容易的，但是消除其根源才是明智和仁慈得多的做法。如果自诩为一种更高道德的神佛帝王，出于自私的威严而不愿意对目前正在震惊世界的这些不必要的和不可挽回的杀、苦难和毁坏负责，那将是神性最大的悲哀。

英雄的垂暮，王朝的倾覆，或许正是这样一种弱者抗争的积累与强者无私的宽容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