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言洸洋自姿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庄子的思想充满了诡谲的辩证，令人疑惑重生却又无言以驳。

《庄子·秋水》言：“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骐骥骝骅，一日而驰千里，捕鼠不如狸牲，言殊技也。鸱鸺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言殊性也。”

《庄子·齐物论》言：“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

庄子文中充满了诸多此类近似无赖般的论证，似乎要通过这些论据消解人们经验世界中的分判，甚至摧垮既定的知识体系。在庄子奇异视角的审视下，万物在经验世界、经验事物范围内的分判都没有永恒的意义，没有确定的价值，皆可以化去。人们经验到的种种差别，不过出自人认知上的分判，是人的认知加给世界的。但是这种分判，这种加给世界的认知并不先天地带有绝对的谬误，反而是人类智慧特有的优势。人是经验的动物，人的智慧及知识皆是经验的产物。尽管经验难以全然把握变幻的外界，但摒弃了普遍经验的认知，便得一个万有而逍遥的境界，这境界难道不是悟者独特的经验？然而庄子为何要摒弃普遍经验而独辟蹊径呢？

《庄子·庚桑楚》言：“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日中穴阫。”

《庄子·在宥》言：“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形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离跂攘臂乎桎梏之间。噫，甚矣哉！其无愧而不知耻也甚矣。”

从中可窥见庄子所处社会环境的恶浊。物各有其用，又各有其弊，在一个“于利甚勤”的社会中，人们看到的皆是物的“用”，哪怕是冲城梁丽，于我窒穴无益，必弃之；哪怕是骐骥骝骅，于我捕鼠无益，必弃之；哪怕是吾父吾君，于我功利相悖，必灭之。在“正昼为盗，日中穴阫”的乱世，庄子的睿智与洞见是微小的，他只有抛开普世的恶欲而独辟蹊径，选择了遁世的逍遥。

战国时期，天道失序，人性泯灭，战乱纷起，弱肉强食。

庄子，这个隐忍的智者，则用他遁世、逍遥的思想折射着恶世中人性的挣扎。庄子或许不是一个宽容慈悲的思想家，而是一个个性狭促的激进者，其言洸洋自姿以适己，狂放甚至荒诞，但其中时时散发出人性公正和不屈的光辉。

《庄子·大宗师》言“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矣”。 将仁义和是非看做是加在人身上的刑罚。这在统治者看来是多么的野蛮和无理，即使从现在民主和公正的角度来看，也是偏激甚至是无知的。抛弃作为人类最高原则的善(仁义)，这是何等的狂妄和无理!然而当我们注意到当时的社会现实，注意到是谁在掌握着是非的原则时，就可以发现这狂妄语言中隐隐散发着人性不屈的光辉。《胠箧》言“然而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尝试论之，世俗之所谓至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在大盗执掌仁义是非的原则时，仁义难免沦为贼守其身的工具，仁义的本质和内涵必然丧失殆尽。这样的仁义很可能就成为加在正义和善良的人们身上的刑罚。“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矣”。这其中的仁义和是非已非人类的善的最高原则，而沦落为大盗放纵其淫欲的刑具了。

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庄子对善的向往和追求便只有寄托于缅怀和幻想中。“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

在认识论上，庄子言“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黮暗。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庄子认为事物的彼此差别都是相对的，事物的差别没有客观的标准，都是由人的主观决定的，从而取消了客观事物的差别。这种陷入怀疑论、不可知论的虚无主义的人生观，难道不是当时恶世在庄子思想上的折射？或者是庄子对丑恶虚伪的统治者的讽刺和抨击？

庄子不同于狭促之辈之处在于他没有陷在人欲喜好的泥潭中，而是从高出人类视野的角度对人类社会作出评价“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

庄子，这个狂放的智者，用他诡奇的思想，在恶世中表现出人性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