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镇峰，1932年开始接任山东国术馆教务长，倡导技击实验，对推手、摔跤、拳击、散手等皆积极实验。在他创办的《求是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了他写的“技击漫谈”一文，其中谈到：

“------说到这里，我们知道太极拳是遭到极度的厄运了！不然的话，何而上海现又跑出来一个吴（鉴泉）派！并且接踵而起的尚有一个山东于（化行）派。固然，人人都能明白前三者的‘派之形式’是技术的超胜，后二者的‘派之形式’是特殊的力量，前者我们暂搁置不谈，后者我可要说几句良心话，甚至，倘要说出乱子来，也是命该如此！

上海之吴（鉴泉）派所以形成者，一，有国府要人（褚民谊）等作门徒。二，有多数学者来捧场。

山东之于（化行）派所以形成者，一，有主席热好太极拳。二，有主席命令各机关学习太极拳。三，有一些为饭碗计，也就硬说他会冒充他会太极拳，并且还声明是于派的太极拳。

既有了这种力量，所以也就逼得有些人格高尚真会太极拳的人们，就不得不退避三舍了。------”

（该文发表于1935年11月）

显然，在田镇峰看来，吴（鉴泉）派太极拳和于（化行）派太极拳的出现是“太极拳遭到的极度厄运”，原因是吴、于两派太极拳的技术并不超胜，而是靠“特殊的力量（关系）”形成的太极拳派别，其后果是“逼得有些人格高尚真会太极拳的人们，就不得不退避三舍了。”这篇文章写于1935年11月，此时吴鉴泉已经在南北各地教拳多年，也许田镇峰对吴鉴泉的太极拳可能存在着一些偏见，但这也确实反映出来，当时吴鉴泉的太极拳尚不能使田镇峰这类讲究技击实验的专业武术家们信服。以我本人的见识，我以为吴式太极拳和由吴式派生出来的常式太极拳，在健身方面都是很不错的拳种。也许田镇峰是从技击实战这一个角度看问题，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其实太极拳发展到后来，更主要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就在于养生和健身。

吴鉴泉的太极拳能够成为一派，自然与当时国府要人褚民谊是吴鉴泉的门徒有很大的关系，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同样，于化行的太极拳得到韩馥榘的大力支持，但是于式太极拳终没有推广开来。这一方面与韩馥榘的政治地位覆灭较早有关系，同时也与吴、于两位在太极拳界的影响力不同有关系。早在1925年，向恺然已经把吴鉴泉列为北方有名的太极拳家，这是于化行不能比的。因此，田镇峰将吴、于二位混为一谈，确有不公允之处。

因此，我们研究史料不能以点盖面，不能不加综合分析与系统研究，就其一点不及其余，就草率地下结论。研究史料一定要关照横向的多方面的可靠的材料，如此才能接近客观和公允。

吴式太极拳如今成为国家推行的五派太极拳之一，是有其形成的逻辑的，而不是仅仅依仗着田氏所讲的“特殊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