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完成《清初碑学的探索及流变历程浅探》初稿。一查文字总数已1.1万字。工程量不小，还须修订。暂发纲要如次。

清初碑学的探索及流变历程浅探

□    胡湛

【内容提要】一般说来清代碑学是以北碑作为主要尊崇对象的，但在清初碑学初兴之即，却是以承继汉碑为主要风尚的，其时的书论家在理论上更多关注的是汉碑篆隶，在创作实践上主要是以秦汉碑刻篆隶为探索创变对象。只是到了乾嘉之际，随着北碑出土日多，以阮元、钱泳为代表在理论上明确提出崇尚贝贝理论，在实践上邓石如率先进行六朝碑版的创作实践。此后，经包世臣、康有为倡导，清代碑学逐渐形成了唯魏碑是尊的碑学主潮。

关键词 清初 碑学 汉碑 北碑

    纵观清代碑学肇始、发生、发展演变历程。我们发现清代碑学的发轫是先由汉碑开始的。细品清初书论，我们会发现其碑的概念有汉碑、北碑、唐碑之分。汉碑主为篆隶，北碑主为魏楷或北楷，唐碑主为唐楷。其最初倡碑和部分书家进行的碑学实践是以汉碑为主的。只是到了阮元、钱泳当时，随着北碑出土日多，加上邓石如对北碑的成功承继创变实践，清代碑学的主潮才转变为以北碑为主。到包世臣、康有为则是唯魏碑是尊了。本文即试图对这一清初碑学探索及流变历程做一浅探。

一、 清初碑学的理论探索

   祝嘉说：“包世臣是清代碑学的开山”。1这种说法是不确的。陈振濂认为清代碑学观念上的先导可追溯于傅山之“四宁四毋”之论。傅山的“四宁四毋”之论只能说从从审美观念上接近碑学审美观念，但不能说是碑学理论的开端。其实提出书分南北，南碑北帖者是早于傅山的另一位书论家，即明末清初的冯班。2

    绝顶聪明的董其昌以禅悟书，及早就提出了画分南北的观点。他在《画禅室随笔》中说：“禅家有南北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宗，亦唐时分也”。3在书法上则提出了“卑唐崇晋”的书学观。4董其昌的画分南北宗和书法上的卑唐观念实际已蕴含了清代碑学的基本书学思想。董虽欲求新变，但因其以禅悟书，不可能将眼光投射到千年来不被士夫所不屑的穷乡僻壤之六朝碑版。而是将变化创新的希望寄于内心自省，所谓：“哪吒拆骨还父，拆肉还母，若别无骨肉，说甚虚空粉碎，始露全身。明还日月，暗还虚空。不汝还者，非汝而谁。然余解此意，笔不与意随也。”结果只使董氏自己的书法走向了具有禅家不食人间烟火的恬适平淡。但他的观点毫无疑问却启发了清人书分南北及由崇晋卑唐到崇北碑卑唐碑学理论的构建。而曾为明诸生，清佯狂避世混迹民间的冯班则顺利地完成了由“画分南北宗”到“书分南北宗”一步之遥的理论创建。

冯班（1602——1671年，即明万历三十年至康熙十年），江苏常熟人，号钝吟老人。明诸生，明亡，佯狂避世。诗人，书法家。其从钱谦益学诗，少时与兄冯舒齐名，人称“海虞二冯”。冯班一生坎坷，可谓愁苦潦倒，然其性格刚毅，不愿屈身佞事。入清后弃举业，在乡里教授弟子以终老。因其志高才阔，无以施展，每当众人相聚更觉孤独，往往举杯痛饮而于稠人广座之中嚎啕大哭，人皆以为怪。又因其排行第二，或称他“二痴”。 冯班是虞山诗派的重要人物，论诗讲究“无字无来历气”，反对严羽《沧浪诗话》的妙悟说。著有《钝吟集》、《钝吟杂录》、《钝吟书要》和《钝吟诗文稿》等。

冯班以明诸生入清，痛心的政治变故，使其隐迹民间，这种人生经历和生活状态宿命般使其具有了亲近重视平民书法或民间书法的观念。其称：“贫人不能学书，家无古迹也，然真迹只须数行，即可悟用笔，间架规模只看石刻亦可”。他从为贫民学书着想发现了流美帖学之外穷乡僻壤之碑版。应该说正是冯班隐迹民间身世生活促成了其一般文人不可能有的亲近重视民间书法的观念思想。而这一重视民间平民艺术的思想与董其昌“画分南北宗”与“尊晋卑唐”观念的结合则宿命般地促成了其响亮地提出了：“画有南北，书亦有南北”的流派观点。5清代碑学的洪流由此开启。

冯班对碑的发现与重视使其在既往帖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打开一片新的洞天。他高兴地提出碑帖互用的精辟见解：“书有二要：一曰用笔，非真迹不可；二曰结字，只消看碑。”甚至提出首重碑版，次研帖学之论：“先学间架，古人所谓结字也，间架既明，则学用笔。间架可看石碑，用笔非真迹不可”。冯班不是一个简单的空头理论家，他对古代碑刻观察研究很细：“世传六朝、唐初碑上字，分隶相杂，疑当时正书如此，至唐中叶以后，始变如今法”。这就为其日后阮元、康有为倡导碑学提供卑唐崇北碑论提供了最早的依据。但我们说清代碑学的实践是以汉碑为开端的。冯班对此也有记述和倡导：“八分书只汉碑可学，更无古人书迹。近日学分书者额，乃云碑刻不足据，不知学何物？”这段话向我们透露出两点。即：一是，在清初已有学分隶之热潮。二是冯班旗帜鲜明地倡导“只汉碑可学”。它为我们提供了清初汉碑复兴或清代碑学以汉碑复兴为肇始的历史背景和缘由。

受冯班影响，在其后陆续有其子冯补之、姜宸英、陈奕禧、翁振翼、杨宾、王澍、梁巘大谈碑学初步形成了清初关注和重视汉碑、北碑的书学思潮。

二、清初碑学的创作实践

由上述书论家所论列碑目知道清初书家们所见秦汉篆隶碑刻为多。故其时涌现了一些勇于探索创新的涉足碑学的书家多写篆隶，主要是汉隶。如郑谷口、朱彝尊、王澍、金农、钱大昕、桂馥等。他们共同构成了邓石如集清代篆隶碑学大成的先导。

自冯班提出“书分南北”理论后，关注和研究遗址在创作实践上进行汉碑专利探索的书法家、书论家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一带。特别是在康熙年间以杨宾为线索几乎是一个交流频繁的书家群。杨宾曾将自己的书法与当代周边名家比评云：“余书与时流相较，气概不如宋射陵父子，间架不如冯补之，纵横不如褚研震，姿态不如陈子文，缠绵不如黄自先，儒雅不如姜西溟，跳脱不如金赤莲，秀润不如汪文升，灵活不如査声山，严整不如何屺瞻，古奥不如八大山人，厚重不如汪文漪，而瘦劲淳古则余亦不敢让。”所谓宋射陵即宋曹。冯补之、姜西溟前面已有论说。何屺瞻即何焯，何义门。如前述，杨宾尝与何义门应邀赴陆广文元公明瑟园参加笔会交流。朱彝尊尝有《水木明瑟园赋》。朱彝尊虽早逝，但也可见出明瑟园当为当时的一个文人交会之所。褚研震、陈子文等我们虽然不详其生平事迹，但杨宾论书也另多有记载，当皆为其书友。杨宾还记有当时一个十日一聚的临池会雅集活动情况：“康熙中海宁陈允文熹、陈允太涛、陈子文奕禧……，郑子政官治十余人，十日一举，各携所习互相鉴定，散则留于主会之家”。这种定期的雅集交流活动不是偶然，当是当时一种炽热的社会书法交流之风。康熙年间的这些书家几乎有一定的群体流派性质。上而述诸碑学初期书学思想与书法实践潮流的形成也正在情理之中。

三、清代碑学由汉碑向北碑的转变

嘉庆十九年甲戌（1814年）阳春三月，居住常熟的钱泳到淮阴（今江苏淮安市）拜访时任七省漕务总督的阮元。阮元款留钱泳数日，深论书法，阮元出示了他的一篇书论，就是影响后世书学风潮的 《南北书派论》。钱泳全文抄录，一时软文传播天下。清代碑学从此从清初康熙以来的一面喊碑，一面写帖，或既师碑碣，而仅宗汉碑篆隶的局面中旗帜鲜明地有关注承继对象由汉碑转向了六朝北碑。清代碑学从此进入一个显学时代。

淸季以来随着现代考古文献发掘整理工作的不断开展，汉碑北碑出土呈级数倍增加，加及现代书学学科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许多现代研究方法的运用，以及现代审美思想的发展，碑学学术研究在当代当进入一个新的层次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