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民间五代后周柴窑的研究正如火如荼，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烧造柴窑器的窑址之争，参于竞争的主要有四个团队：陕西“耀州柴窑”派，河南“郑州柴窑”派，江西“湖田窑柴窑”派和浙江“越窑柴窑”派。各派都有自己的理由和“物证”，旗鼓相当，竞争呈胶着状,估计N年后这种胶着状也不会改变。

笔者杞人忧天，认为柴窑窑址可能永无大白于天下之日，原因有二：其一，历经千年，后周柴窑这个短暂的窑场恐怕早已毁之殆尽；其二，既使找到了真窑址，也会因为发现不了与文献记述相符的标本而不能最终确认。真的窑址为啥不会有真的柴窑标本遗存？因为人们所追捧的“雨过天青”柴窑器很可能只是后周御窑为皇宫所烧造的一种特殊瓷器，如果这种瓷器所用釉料非常昂贵，不合格产品一定会打碎后重新使用于它瓷，不大可能留下瓷片，更不可能有整器或残器留存。研究柴窑的人都知道后周皇帝柴荣的御批：“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这个御批是要求后周御窑只能烧造“雨过天青”瓷器？还是真对皇家定做的一批“雨过天青”瓷器？笔者认为只能是后者，因为后周御窑不可能只烧一种瓷器。所以，古文献讲，在五代后周只有御窑之说，没有柴窑的叫法。柴窑器是后世对柴荣为皇家订制的“雨过天青”瓷的称呼，烧造这种“雨过天青”瓷的后周御窑也就等同于柴窑。

笔者在此提出确定后周柴窑器的呈色釉料比寻找其烧造窑址更重要，原因是在陶瓷发展史上，各种呈色釉料的使用都有其出现的原由及逐渐成熟的发展轨迹。仔细研究唐五代出土蓝釉陶瓷的呈色釉料及工艺水平，对确定五代后周柴窑器的“雨过天青”瓷的呈色釉料和工艺水平有决定性作用。比如，五代后周柴窑器是铁呈色？钴呈色？还是铜呈色？按五代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制瓷工艺水平，使用哪种呈色釉料更可信？只有确定了柴窑器所使用的釉料，就可以大体了解柴窑器属于何种陶瓷，再加上科学断代，柴窑之谜定会很快被破解。

笔者坚持认为柴窑器的“雨过天青”色是天蓝色或接近天蓝色，其呈色只能继承唐五代的工艺，应该是钴呈色或铜呈色，绝不是传统青瓷的铁呈色。从如下几个唐五代出土的蓝色窑器的介绍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唐代至五代时期，通体蓝釉窑器要么是钴呈色，要么是铜呈色，没有铁呈色。烧造这些蓝色窑器的釉料来之不易，烧造更不易，所以它们非常稀少而珍贵，只有皇亲国戚才有资格将其作为陪葬品。1987年陕西法门寺出土的晚唐时期的13件秘色瓷中，仅有两只秘色瓷碗，看似外蓝（灰蓝）内黄之窑器，其实外侧之灰蓝色不是瓷釉，而是刷的漆色，故称此种碗为秘色瓷平脱漆碗。北宋名臣吕大临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瓷器，但是没有一件蓝釉陶瓷器。这说明通体蓝釉窑器在晚唐至北宋都是极其珍稀之物，为皇亲国戚所独有。想想看，在晚唐至北宋之间的五代后周烧制成功了通体蓝釉的“雨过天青”柴窑器，既使其釉色和器型不如后世人期望的那么完美，那也是震惊瓷界的大事件！后世藏界对其的追捧与神化也在情理之中。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柴窑器成瓷皇也是时势所造！

从图一和图二可以看出，中唐时期蓝釉瓷器的工艺水平，由于是始烧通体蓝釉窑器，免不了施釉不匀，就两窑器釉色来看，一个过深，一个过浅，还算不上真正的天蓝色窑器。柴窑的釉色和器型应该在它们之上，但也不会太高。图三和图四至少可以说明两点：第一，在五代时期（至少公元930年前），已有波斯孔雀蓝釉陶器进入中国；第二，按传统看法，五代时期中国还不能烧造孔雀蓝器，中国开始烧造孔雀蓝器的时间可能是在12世纪后半叶。柴窑烧造于10世纪中叶（公元954-960年），由于钴料烧制难度大，后周御窑完全有可能利用波斯进口的釉料烧造孔雀蓝色的“雨过天青”瓷器以取代皇家的青铜礼（祭）器。很奏巧，出土的青铜器的铜锈也近似孔雀蓝之色。

柴荣皇帝懂瓷，他不可能不知道通体蓝釉瓷在唐代时期是如何的珍贵以及它们的烧制水平。他提出烧造“雨过天青”瓷器，就是要超过唐代的蓝釉瓷。唐代的蓝釉瓷包括唐三彩主要用于陪葬，柴荣皇帝是一位节俭务实的皇帝，他不会效仿唐代的奢华陪葬之风，而是将“雨过天青”瓷作为“以瓷代铜”的皇家礼器或祭器。《格古要论》记述柴窑器有粗黄土足，也提示柴窑器可能是皇家的祭器或礼器。

由于柴窑器是皇家礼器或祭器，其数量有限，见过的人不多，就是皇亲国戚及大臣们要想见柴窑器的尊容，也只能等到皇家祭祀日，远远瞅瞅庙堂贡案上的色如宝石的孔雀蓝祭（礼）器。相比以前的青铜祭器，这些蓝宝石般的祭（礼）器太令人震撼了！再一打听，知道这些“色异”的祭（礼）器是由进口的釉料制作的，更加令人着迷。于是，柴窑的美名就传扬开来，后世对柴窑器的神化也就不奇怪了。设想一下：如果皇亲国戚及大臣们看到的是越窑，耀州窑和湖田窑制作的祭（礼）器会有怎样的感觉？他们心里一定会嘀咕：这些普通釉色的东东还真不如青铜器看着舒服。

图一：唐代的初始“雨过天青”窑器1———《蓝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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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造于唐代（618－709年），1998年洛阳偃师唐恭陵出土，是唐朝太子李弘的陪葬品。李弘是以“天子之礼”厚葬的，其陪葬品的规格一定极高。除圈足内未施釉外，此灯通体施以蓝色色釉（钴呈色），为我国首次发现的最早通体蓝釉器物。

图二：唐代的初始“雨过天青”窑器2———《蓝釉双龙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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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偃师唐恭陵哀皇后墓中出土，通体施单色蓝釉。《洛阳文物珍宝展展品介绍》：“这件双龙瓶通体使用的是非常罕见的蓝釉，这种釉色的主要成分是氧化钴。当时，钴主要产自波斯一带。古代中国，没有发现天然钴土矿。由于钴蓝原料稀缺，唐代的陶器中，蓝釉器物就显的异常珍贵，施蓝釉的器物非常稀少，全蓝器物则往往被称为极品。等级制度森严的唐代，能够享用这种釉料的陶器作为随葬品，墓主人身分必定高贵、不同凡响。”

图三：五代时期波斯的初始“雨过天青”窑器残片———《波斯蓝釉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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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南汉王宫出土的波斯蓝釉陶片。这种孔雀蓝釉又称“法蓝”，是古波斯国所特有，它以铜元素为着色剂。一般蓝釉是高温烧成，而孔雀蓝釉则是低温釉，非常珍贵。其制品在唐代晚期的商贸往来中被带入我国，而我国开始烧造孔雀蓝器的时间则可能是在12世纪后半叶（注：柴窑的烧造是10世纪中叶）。这些陶器残片经检测表明，陶片中的成分与中国陶器的成分有所不同，是以往所研究过的广东陶器中没有发现的，为典型的西亚舶来品。南汉国王宫遗址出土的波斯蓝釉陶片数量较多，说明南汉与波斯人贸易往来密切。

图四：五代时期波斯的初始“雨过天青”窑器———《孔雀蓝釉陶三系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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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五代闽国刘华墓出土（五代后唐时期），胎质粗疏，呈橙红色，通体施孔雀蓝釉，厚而晶莹，瓶内颜色青灰。刘华是南汉国的公主，南平王刘隐的女儿，于公元917年嫁给了闽国第三代王——王延钧，闽汉两国联姻交好。后唐长兴元年(公元930年）卒于闽。 

图五：笔者认可的一件出土“雨过天青”窑器———《五代后周柴窑蒜头瓶》

 说明详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6479070100vwd8.html

附言：近日英国牛津鉴定公司对这件柴窑器进行了热释光断代测定，其结果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6479070102ux7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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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本柴窑图片后，相信会有不少人怀疑此柴窑器的真实性，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柴窑既便是出土物，釉色也不会这么差呀！可是，有两个基本事实也许可能改变他们的看法。第一个事实：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大陆出土的唐五代通体蓝釉窑器（指钴呈色或铜呈色蓝釉器）仅五件，包括1998年洛阳唐恭墓处土的一只《蓝釉灯》，1998年洛阳唐恭墓处土的一只《蓝釉双龙瓶》和1965年五代闽国刘华墓出土的三只五代时期的波斯孔雀蓝釉陶三系瓶。耀州窑和越窑出土的唐五代时期之器物不能算通体蓝釉窑器，所以不能包括在内。看看《蓝釉灯》和《蓝釉双龙瓶》的釉色，没有一件算得上很好的“天青色”或天蓝色，但从陶瓷发展史看，它们都是非常珍稀之重器。第二个事实：本人查看了网上几乎所有的通体蓝色的《疑似柴窑器》，没有一件能断代到唐五代！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现代窑器作旧之物。一些发文探讨柴窑的网友，基本上都是照着自己手中的新东东或连宋代都到不了的老东东，来论说已千岁出头的五代后周柴窑器如何如何，极富娱乐，没人当回事。柴窑研究看似热闹，其实有很多所谓研究柴瓷的人都在瞎闹或搞笑，这是目前柴窑研究的悲哀所在。

总之，从这五件出土的通体蓝釉器的釉色和器型，就可以大体知道唐五代时期通体蓝釉陶瓷的烧造水平和全蓝器的珍稀程度。同处五代时期的柴窑器应该属于通体蓝釉器之列，按《洛阳文物珍宝展展品介绍》的解说词，在唐代“全蓝器物”非常稀少，多为皇家所拥有，常被称为极品窑器。相信在五代时期，国产的“全蓝器物”更为稀少，因为至今还没有一件国产五代时期全蓝器出土器物（不包括波斯窑器）。所以，只要五代后周柴窑器的釉色及器型比之于上述五件出土蓝釉器稍好一些，就是了不起的极品窑器，故后世将其誉为“诸窑之冠”也名至实归。了解这些道理后，寻觅后周柴窑器其实很简单，就两点：1.通体天蓝釉窑器（只限钴或铜呈色，铁呈色不行）；2.能断代到五代的证据。不需要围绕柴瓷的其它特征争论不休。如果找到了五代所烧制的天蓝釉窑器，就自然明白柴瓷的其它特征是啥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