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广东东莞的农民工徐某辉，在将留守在家的4岁女儿小茹接到身边后不到两个月，就用“捆绑女儿双手用烟头烫其手掌心”，“用防尘布和纸塞住女儿嘴巴差点致其窒息”，“掌掴女儿脸部致其头部重摔在地昏迷过去”等“棍棒式教育”将她虐杀，再次上演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家暴悲剧，实在令人唏嘘不已。然而，悲痛之后，重要的是反思，更重要的是如何防止这样的人伦悲剧再次发生。
　　我们可以看看小茹这短短4年的一生是怎样度过的？据记者报道：小茹只是在出生后的7个月里曾经与父母相处，此后就一直都生活在老家，跟随外公、外婆生活，直到4岁，才被父母接到东莞团聚。从以上经历可以推测，父母对于女儿小茹来说，以前一直都只是一个符号，相互之间缺乏互动交流的基础。等小茹到了“严厉的”父母身边，马上就希望她服服帖帖地“听话”，这显然是办不到的。

   反过来，也是一样，很难说徐某辉夫妇对孩子有多深的感情。于是，当孩子“调皮”、“不听话”时，徐某辉夫妇就祭起了“棍棒式教育”的法宝。因为彼此之间缺乏亲情，所以打起孩子来就格外地下得了手，没轻没重，劈头盖脑，使用的体罚工具（实际上是“刑具”）从竹条升级为铁棍再演变成烟头。听听小茹悲惨的呼救：“爸爸，别打了”、“我不想死”，但终于还是没能幸免。
　　家暴问题并非仅仅是家庭的问题，必须看到，这一类问题常常与外部的社会环境相关：
　　其一，如果小茹不是出生7个月后便留守老家，一直和徐某辉夫妇生活在一起，彼此间有亲情、有感情，可能就不至于被这样虐待。父母和子女间的长期疏离，是造成这种家暴惨剧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二，虽然徐某辉夫妇把小茹接到东莞，说是为了使她“接受更好的教育”，但实际上，徐文辉夫妇白天都要上班，家中无人照料小茹。据记者报道，在此情况下，父母竟然常将小茹单独锁在出租屋内，有时候甚至用胶带或者绳子绑住小茹才去上班。我们也许已经关注到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差异，但在我们的眼皮之下，因为公共服务的缺乏，致使一条小生命早逝，这可能就是徐文辉所说的“你们体会不出一个打工父亲的辛苦。”这也是造成这种家暴惨剧的原因之一。
　　当未成年人遭遇这样的悲惨境遇，唯一的办法只能靠外部解救。但中国社会的传统一直把“打孩子”当作家务事。邻居们即使看到这些问题，也不会“多管闲事”。所以，从记者报道中看，在小茹备受煎熬的两个多月中，似乎并没有人对徐某辉夫妇进行过劝说或阻拦，也没有人向公安机关报警。或许在农民工聚居的地方，这样的事情司空见惯。熟视无睹，听之任之，这也是造成这种家暴惨剧的原因之一。
　　人，是社会的人。人类社会总是要靠符合规律的规则运行才能达到有序，才能确保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我们仍然把农民工当作“二等公民”，向他们索取的只是他们的劳动力，而对他们的生活乃至生命漠然视之的话，这样的惨剧还会发生。
　　广东省正在大力推行社会工作。根据国际经验，解决家暴问题，是社会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希望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者的尽快介入和干预，能够使这种局面有所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