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媒体惊爆“同仁医院眼科女医生被一男子连砍数刀”。今日后续报道称“行凶者与女医生存在医疗纠纷”。行凶者残忍的暴力行为已经触犯刑律，无疑是应该受到舆论谴责的。但是，在网上搜寻相关信息得知，这个事件背后似乎还有更为复杂的社会脉络。在相关的调查结果没有面世之前，其中的是非曲直似乎还一时难以理清。因此，现在说的只是一些“相关的题外话”。
　　近年来，医患矛盾似乎并没有因为“新医改”的推出而有所缓解。在公众的印象中，医护人员与病人及其家属的矛盾好像还在愈演愈烈。一旦出现医疗纠纷，常常演变为暴力事件，医院受到冲击的报道屡见不鲜。据媒体“不完全统计”，2011年的前9个月就已发生了9起医生被打事件，平均每个月一起。传说中，圈内已经把医生、护士列为“高危职业”。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上，人类对自己本身的了解，远不如对广袤的宇宙空间的认识。因为人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灵长类动物，不但有生理活动，还有心理活动，而这两种因素都有可能成为致病原因。说实话，就目前医疗技术水平而言，医疗服务还真是难以做到万无一失。
　　然而，现在又有法律规定，凡是发生医疗争议和纠纷，医院和医生、护士必须举证说明自己无过失。如今同仁医院挂在其网站上的声明，正是“举证倒置”思路的体现。参加过一些卫生系统关于此类议题的研讨会，与会者绝大多数是医学界和法律界人士，重点研究医院和医护人员如何在医疗纠纷发生时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应该说，这样的研究很实用，在日常的医疗服务中就将所有可能成为证据的环节做得天衣无缝，从而保证自己不吃亏。但是，也应该指出，这种做法仍然是在“治标”而不是在“治本”，并且处处消极被动。关键是这种做法实际上立场有问题，是先入为主地把病人患者放在自己的对立面，从而步步为营、处处设防，但结果仍然可能是防不胜防。近年来的医患纠纷引致的暴力事件，正说明了这一点。
　　有澳大利亚华裔学者跟我聊他在悉尼看病住院的经历：一进医院，就有医务社会工作者热情相迎。因为他当时病情较重，所以这位社工是全程陪同，从挂号、就诊到最后决定住院，社工一路护送他，并且还随时给他解释各种相关的问题，在住院期间，社工天天来看他，帮助他解决各种问题，一直到他出院。

   “一个人生病，脾气总会不太好，但在这位社工面前，你有脾气都不好意思发。反过来，医生、护士都专注于他们的工作，履行他们的专业职责，和病人客客气气，但没有任何非专业的实质性接触”。他感慨地说“其他七零八碎的琐事都交给了社工，而他们的专业特征正是‘助人自助’，所以，医院的环境氛围就显得很温馨宜人”。
　　医疗问题，是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从宏观来看，医疗问题不但涉及医疗科技水平的高低，而且与人文关怀关系密切。在国际上，医生有“希波克拉底誓言”，护士有“南丁格尔誓言”，而中医则有医圣张仲景的“大医精诚”，这都是以来规范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的。

   应当引起重视的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是分工越来越精细，如果在医患之间建立一个缓冲机制，就是让专业社会工作介入，这就把专业医疗服务和专业社会服务作了一个分工，既有利于医护人员专注于他们的专业，也有利于病人得到有效的人文关怀。从制度安排来看，应该有更好、更长远的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