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杀“金本”《水浒传》纪事本末

　　佘大平

　　这些年，许多中青年朋友加入到研究《水浒传》的学术队伍中来，给这个“古老”的课题和研究队伍带来了朝气和活力。由于求学经历的不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批判金圣叹、封杀“金本”《水浒传》的风潮知之甚少，有些人甚至一无所知。

　　一种受到读者热烈追捧达三百多年的《水浒传》版本，突然稀里糊涂地被封杀，这种极不正常的历史现象，我们无论如何应该把它搞清楚，并且告诉那些刚刚进入学术队伍中来的中青年朋友。这是学术研究的需要，更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如何看待“金本”《水浒传》?只要一提到这个问题，许多人便会引经据典,“论证”百回本《水浒传》怎么怎么好,“金本”《水浒传》怎么怎么不好。从根本上说，这不是版本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承认不承认《水浒传》传播历史的问题，而是尊重不尊重三百多年来读者自发选择的问题。一句话，这是历史问题。对待历史，我们只应该强调历史事实的真伪，而不应该在乎那些歧见迭出的议论。

　　《水浒传》是一部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只有受到大多数读者的追捧，才能说它是成功的，读者的审美艺术感受才是最公正的。

　　二、鲁迅对金圣叹并没有作深入的研究。

　　现在的学术界，凡讨论金圣叹的问题，总是要把鲁迅说过的话搬出来作为依据。其实，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鲁迅虽然卓有成就，但是他对金圣叹并没有作深入的研究。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里，涉及金圣叹的论述并不多。倒是在他的杂文中，有几篇提到了金圣叹，而且有一篇杂文的题目就叫《谈金圣叹》。

　　在杂文《流氓的变迁》中，鲁迅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见《三闲集》)鲁迅在这里批评的是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不是“金本”《水浒传》。

　　至于《谈金圣叹》一文，看题目似乎是专门论述金圣叹的。其实不然。那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鲁迅为了讽刺林语堂等人的“帮闲文学”，借金圣叹为题，着重讽刺“百姓固然怕‘流寇’，也很怕‘流官’”。

　　关于金圣叹，鲁迅只是“顺便”说说：“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又说：“宋江据有山寨，虽打家劫舍，而劫富济贫，金圣叹却道应该在童贯高俅辈的爪牙之前，一个个俯首受缚，他们想不懂。”(见《南腔北调集》)这两段话其实就是一个意思：金圣叹删去《水浒传》后面宋江受招安打方腊的内容，并加上《惊噩梦》的尾巴，“也就昏庸得可以”。也就是在这篇杂文中，鲁迅还给“金本”《水浒传》起了一个“绰号”——“断尾巴蜻蜓”。由此看来，鲁迅对金圣叹虽然没有深入的研究，但对“金本”《水浒传》却很有些鄙视。

　　曾经有学人说：凡涉及金圣叹的文章，鲁迅用的是写杂文的笔法，这种写法的最大特点就是：取其一点，不及其余。但是，用这种写法来评论金圣叹和“金本”《水浒传》，肯定是不合适的。

　　后来五十年代猛批判金圣叹，稀里糊涂封杀“金本”《水浒传》，起根发苗就在鲁迅。四、胡适在台湾改变了对“金批”的态度。

　　1952年，胡适在台湾大学演讲，提及早年撰写《水浒传考证》时说：金圣叹砍去《水浒传》七十一回以后宋江受招安打方腊的故事，“这是文学的革命，思想的革命，是文学史上大革命的宣言”。“他把《水浒》批得很好”，“因此，金圣叹的《水浒》，打倒一切《水浒》”。(《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237页)

　　1961年1月17日，胡适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又说：“最后得到十七世纪文学怪杰金圣叹的大删削与细修改，方可得到那部三百年人人爱赏的七十一回本《水浒传》”。“(金圣叹)真是有绝顶高明的文学见地的天才，批评家的大本领，真使那部伟大的小说格外显出精彩”!(同上，第294页)

　　胡适晚年口述《自传》，提到当年自己撰写《水浒传考证》时说：“金圣叹是一位有眼光的人，一位有文学革命思想的文学批评家......这部七十一回本——通称‘贯华堂本’，便是他校评付刻的。这部七十一回本后来甚为流行。在这部书里，每一回都有金圣叹的批语。他对一些精彩的字句，也分别有其批语，这些批语都十分精彩”。“在文学内容上说，这七十一回本实在比其他各种版本要高明的很多。”(见《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可惜胡适的这些重要观点，在大陆学界很少有人知道，毫无影响。

　　五、郑振铎坚持批判金圣叹和“金本”《水浒传》。

　　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领域里，郑振铎是大师级的人物。在研究《水浒传》方面，郑振铎撰写的论文不多，但是影响很大。郑振铎在1929年撰写的《水浒传的演化》一文中说：

　　自金圣叹的七十回本《水浒传》出现之后......三百年来，世人仅得读圣叹所删的前部七十一回。其后半的二十九回，不必说读者不多，即知之者亦少。(《中国文学论集》开明书店1947年出版，第217-218页)

　　(金本)却打倒了，湮没了一切流行于明代的繁本、简本、一百回、一百二十回、余氏本……使世间不知有《水浒传》全书者几三百年。《水浒传》与金圣叹批评的七十回本，几乎结成一个名辞，除金本外，几乎没有所谓其它《水浒传》。(同上，第245页)

　　二十四年后，郑振铎在他于1953年撰写的《水浒全传序》一文中也说：

　　这个贯华堂本(即“金本”)出现以后，流行得极广，在很长的时间内，代替了一切的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成为一般读者中唯一流行的本子。(《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902页)

　　如果说，胡适是第一个从图书流通的现实，发现当时只看得到“金本”《水浒传》，而看不到别的版本;那么，郑振铎则是第一个从《水浒传》传播史的角度，发现了“金本”《水浒传》已经淘汰了其它所有《水浒传》的版本。郑振铎最早、最明确地承认“金本”在《水浒传》传播史上“唯一流行”的地位，这在《水浒传》研究的学术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但是，在评价“金批”的问题方面，郑振铎则持严厉的批判态度。郑振铎在《水浒传的演化》中说：金氏生当流寇横行之日，故对于口忠义而行盗跖的匪徒，深恶痛绝，以为非杀了这些强盗便不能够“天下太平”。(《中国文学论集》开明书店1947年出版，第247页)

　　新中国成立之初，已经进入中央人民政府做官的郑振铎，在他于1953年撰写的《水浒全传序》中对“金批”的批评更严厉了，而且开始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金圣叹之所以要“腰斩”《水浒传》，是从他的反动的政治思想出发的。他生在明末，眼见当时李自成所率领的农民起义军队的节节胜利，便觉得统治阶级对于起义农民不应该以“招安”为“姑息之计”，而应该象他所写的卢俊义梦中的嵇叔夜一样，采取“严刑酷法”，一网打尽。(《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902-903页)

　　郑振铎是第一个给金圣叹戴上“反动的政治思想”大帽子的人。这顶大帽子后来很快就演变成了“反动封建文人”，并固定下来。从五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反动封建文人”的大帽子就一直扣在金圣叹的头上。

　　在《水浒全传序》中，郑振铎还作了具体的“指示”：只要了解金圣叹的反动的政治思想，谨慎地加以订正，把那些改坏了的地方改回来，并削去那些荒诞的和反动的批语，它对于广大的一般的读者还是比别的本子更适宜的。(同上，第903页)按照郑振铎的“指示”出版的《水浒传》，虽然“它对于广大的一般的读者还是比别的本子更适宜的”，但是它已经完全不是“金本”《水浒传》了。只是一种当时人们重新制造的四不象的“怪物”。真正的“金本”《水浒传》就要被封杀了。郑振铎是第一个具体策划封杀“金本”《水浒传》的学者。

　　十、聂绀弩是批判金圣叹和“金本”《水浒传》的急先锋。

　　解放初，聂绀弩被冯雪峰调进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他自己认为这是国家级出版社的“第二把手”)，第一件工作就是整理《水浒传所谓“整理”，就是在“金本”《水浒传》的基础上，删去金圣叹所有的《序》、评语和批语，将最末一回《梁山泊英雄惊噩梦》改为《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将《楔子》改为“第一回”，成为七十一回的《水浒传》。

　　这部以聂绀弩为主负责“整理”的《水浒传》出版之时，《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短评以示庆贺。这么一来，聂绀弩立即成了名人，全国各地纷纷请他去作报告。据聂绀弩自己估计，大概作了五十多次报告吧。他在扬州作报告时，“在一个单位的礼堂里讲话，别的单位的礼堂安喇叭收听。听了的人们还一涌而出，围在这个单位门口高喊：‘我们要看看聂绀弩同志!’”聂绀弩说：“(我)真可谓飘飘然矣。”这些报告的内容，就是不久以后发表的《〈水浒〉五论》(此文后来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以上所引材料，均来自该书的《自序》)。

　　我们说“聂绀弩是批判金圣叹和‘金本’《水浒传》的急先锋”，似乎有些言重，但是这些都是白纸黑字写在他的《〈水浒〉五论》当中的：聂绀弩说：金圣叹就是一个“顽固、凶恶、无耻的封建了”。(《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4页)聂绀弩说：“(金圣叹评改《水浒传》)显然是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是统治阶级为了攫取《水浒》，使它从反封建统治的武器变而为封建统治的工具而发动的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在这场斗争中，容与堂本只是前哨战，而金圣叹本则是决战。”(同上，第97页)聂绀弩说：金圣叹“用偷天换日、卤莽灭裂的手段删改《水浒》，使《水浒》适合于封建统治”;所以，“金圣叹是《水浒》的最凶恶的敌人，也是通过《水浒》所表现出来的民主思想的最凶恶的敌人”。(同上，第112页)聂绀弩说：金圣叹评改《水浒》，“不是别的，而是统治阶级攫夺和改变人民的精神武器的一场激烈而残酷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以统治阶级获得表面胜利而告一段落，以金本《水浒》独霸了三百年而告一段落。”(同上，第133页)可是，不是说“金本”《水浒传》也有改得好的地方吗?对于这个问题，聂绀弩的回答更加斩钉截铁：“但这些好处，都没有达到可以将功折罪于万一的地步，所以不必谈了。”(同上，第133页)

　　十一、纪念聂绀弩。

　　聂绀弩(1903——1986)，湖北京山人，诗人，散文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冯雪峰奉命组建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商议古代文学编辑室负责人的人选时，冯雪峰力排众议，点将聂绀弩。作为知交，冯雪峰对他的评价很高。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当时主管文艺工作的周扬，要在北京饭店接见聂绀弩和楼适夷。到了出发时间，聂绀弩仍高卧在床，楼适夷三番五次叫他也无结果，只得动手掀他的被子。他坐起来，睁开睡眼说：“周扬?他来听我的报告还差不多。”说罢，又钻进被窝大睡去了，楼适夷只得一人前往。“文革”中，聂绀弩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身陷囹圄。

　　八十年代初，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聂绀弩的诗作合集，请了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一位高级官员作序。一位名作家前去拜访聂绀弩，问起此事。聂绀弩倚案而立，厉声切齿道：“妈的个×，我的书本来是好好的，就叫那篇序搞坏了!”

　　1986年3月26日，病床上的聂绀弩想吃蜜橘，妻子剥了一个给他。他吃得高兴，连核儿都没吐，连声说着：“很甜，很甜。”便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聂绀弩在去世前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了《我爱金圣叹》一文，公开称“金圣叹未必没有想造反的思想”(《光明日报》1982年11月2日)，对自己在解放初的那些狠批金圣叹和“金本”《水浒传》的言论

　　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否定。

　　十二、何满子批判金圣叹和“金本”《水浒传》也凶狠。

　　1954年3月，著名学者何满子出版了《论金圣叹评改〈水浒〉》，是专门针对金圣叹“腰斩”《水浒传》的问题发表意见的。这本小册子把金圣叹骂得一无是处，金圣叹的罪名又升级了——“最反动的封建文人”。

　　何满子认为，金圣叹“腰斩”《水浒传》是“居心叵测”，因为金圣叹对《水浒传》作了“许多恶意的歪曲”，“加了许多反动的评语”;因而“深重地荼毒了这部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价值的古典名著”。

　　认为金圣叹“腰斩”《水浒传》是“政治上的阴谋”，“对人民精神生活上的那种潜移默化的毒害是极大

　　的”。

　　认为金圣叹是“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言人”;是“地主统治阶级的代言人”。是“封建统治阶级代表之另一种类型”;是“封建统治阶级道统思想的的另一类型的维护者和说教者”;是“比流俗的统治阶级的代言人更狡猾更险恶”的“精神宪兵”。

　　(以上所引材料均见何满子著《论金圣叹评改〈水浒〉》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出版)

　　何满子(1919-2009)，原名孙承勋，生于浙江富阳一个大家族。著名杂文家。抗战时曾经到过延安,但只待了几个月。解放后，曾任《上海自由论坛晚报》总编辑、大众书店编辑、震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1955年5月17日，被牵入胡风案中;被戴上了手铐，囚犯代号“1046”。

　　当年9月28日，何满子重获自由。但在反“右”运动中，何满子全家被遣送到宁夏贺兰山下，直到1964年才调回上海。“文革”中，何满子被遣送回富阳老家种地，直到1978年才又调回上海。

　　1983年，何满子在《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发表《金圣叹的生平、人生态度及其文学观》一文，与他于1954年出版的那本小册子相比较，可以看到他对金圣叹的评价有了很大的改变。

　　十三、何心出书“应付差事”。

　　在许多学者义愤填膺、稀里糊涂地批判金圣叹和“金本”《水浒传》的时候，作为学者的何心，也不得不站出来说几句话，表个态。

　　1954年，何心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水浒研究》一书。该书第六章《金圣叹的修改》，是专谈金圣叹问题的。何心在这一章的开头说了这么几句话：

　　金圣叹的修改《水浒传》，有非常荒谬的一点，便是他站在反对农民起义的立场，对梁山英雄——尤其是宋江——横加污蔑，他硬把别人的著作，改成他自己的意思，穿凿附会，削足就履，与原本一对照，简直换了一个样子。

　　很明显，何心在这里说的都是“应付差事”的“套话”。但是，就是在这一段话的后面，何心反倒为金圣叹和“金本”《水浒传》说了不少好话。例如：何心说：“金圣叹认为《水浒传》的后半部写得太幼稚拙劣，无论如何改不好，所以干脆把七十一回以下全删掉了......就结构论，我们是可以同意的。”

　　何心说：“旧本《水浒传》往往在叙事中间插入许多诗词赋，徒占篇幅，与故事本身毫无关系。金圣叹的七十回本完全删去，这也是可以同意的。”

　　关于文字的修改，何心说：“平心而论，金圣叹的修改，也有改得好的地方，不能一笔抹杀。”

　　何心(1894-1980)，即陆澹安，原名衍文，字澹盦，号剑寒，晚年别署悼翁、幸翁等，江苏吴县人，古典文学专家、小说家、诗人。以一人之力编成《小说词语汇释》和《戏曲词语汇释》。

　　十五、张国光奋起为金圣叹和“金本”《水浒传》辩护。

　　1954年，正当冯雪峰、聂绀弩等人猛批金圣叹，封杀“金本”《水浒传》，出版百二十回《水浒传》搞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武汉师范学院(1985年改制为湖北大学)教师张国光撰写了几篇为金圣叹和“金本”《水浒传》辩护的文章，往各有关报刊投送，但是全都拒绝发表。情急之下，张国光将文章寄送给文化部部长茅盾。茅盾很快回信，称张国光的文章“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并转周扬处理。周扬又转给当时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巴人处理。巴人给张国光写信，说自己过去对金圣叹就有好印象，但这个问题牵涉很广，要让他有较多的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可是不久，巴人因为“宣扬人性论”而遭到公开的批判。张国光只好索回稿件了事。(见张国光《金圣叹学创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39页)

　　1964年，张国光用“张绪荣”的名字在《新建设》(当年4月号)上发表了《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吗?》的文章。那是该杂志派专人来武汉师范学院征求领导人的意见后，以“反面材料”“供批判”的名义发表的。《历史研究》1965年第5期发表公盾的文章《再论不要美化封建反动文人》，咬住张国光进行猛烈的批判。这

　　篇文章说：1959年至1961年“我国学术界文艺界也掀起了一股资产阶级思潮”，而“美化封建反动文人、为金圣叹‘翻案’恰是这股思潮中的一支小插曲”。从五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在这2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为金圣叹翻案”一直是张国光的罪状之一。

　　张国光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有很多建树，几乎涉及从先秦两汉直至元明清的各个时期。但是他最为专注的还是对金圣叹和“金本”《水浒传》的研究，他一生中所遭受的磨难和所获得的荣誉，都与这个研究课题密切相关。

　　十六、纪念张国光。

　　张国光(1922-2008)，又名张绪荣，湖北省大冶市人。著名文史专家，湖北大学教授。张国光是继胡适、鲁迅、郑振铎等人之后又一批投身《水浒传》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在“金本”《水浒传》和金圣叹小说理论的研究方面颇有新见。从五十年代起，张国光就开始了对《水浒传》和金圣叹的研究，即使是在遭受磨难最深重的岁月，也从不间断。在所有权威刊物和大多数权威人士“义愤填膺”地批判金圣叹和“金本”《水浒传》的时候，张国光是最早站出来为金圣叹和“金本”《水浒传》辩护的学者之一。然而，伴随他的学术研究的，不是鲜花美誉，也没有高薪厚酬，而是没完没了的批判和不公正的待遇。1957年，张国光被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张国光以“右派”之身，同当时那些势大权重的“左派”先生们争辩，是多么势单力薄!后来虽然摘掉了“右派”帽子，却仍然处处受到压制和歧视。

　　1980年代以后，由于实行改革、开放，有关文学艺术的各项政策逐渐宽松起来，张国光进行学术研究的环境也逐渐好起来，这更加激发了张国光研究学问的热情。他白天忙于上课、开会，参加各种活动，晚上读书、

　　写文章，直至深夜。天天如此，月月如此，从来没有什么节假日。这段时间里张国光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金圣叹翻案”的问题也基本解决;虽然还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再也没有人骂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了;在学术界，大多数人都开始承认金圣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只是由于许多复杂的原因，“金

　　本”《水浒传》被封杀的状况没有多少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