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河边境，张译下意识地紧紧抱住李立群，一声不吭。李立群轻拍着他的臂膀，细声说：“知道了，我知道了。”——这是热播电视剧《温州一家人》中的一场父子分离戏，拍摄时，李立群和张译都没按剧本“出牌”，但却是绝对的真情流露。

采访时，张译告诉本刊记者，当戏里的父亲李立群跟他说“知道了，我知道了”的那一刻，他感受到了从艺15年来，自己父亲每一次的哀伤与喜悦。

 

1996年盛夏的一个夜晚，一位年过五旬的中年男子带着满面愁容登上了哈尔滨飞往北京的航班。

 

他是位小学老师，工资不高，要养育一儿一女，日子过得紧巴巴，之前从未敢坐飞机出门，但这次他必须“下血本”，因为他要为儿子的前程抢时间。

 

儿子刚参加完高考，报考的是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那一年，播音系只在黑龙江招两名学生，儿子没能考出数一数二的成绩。

 

作为父亲，他太知道儿子多么热爱播音——从小学起，儿子每天早晨都会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从初二开始，儿子就认定长大后一定会从事播音这个神圣的职业；高二时，儿子就通过了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的专业考试，但因为当时还没有高考资格，只得再考一次；第二次高考，儿子踌躇满志，只填了北京广播学院一个志愿，可怎知造化弄人……作为父亲，他不愿看到儿子从小的梦想因为一次考试就此终结，于是，他连夜飞往北京想办法。

 

他在广播学院不认识任何人，所谓的“想办法”，其实是在招生办一个人一个人地问，跟人家生扛。终于，他在招生办找到了一位哈尔滨老乡，或许是被他的那份父爱打动，这位老乡热心地接待了他并给他写了一封信。可这并不是什么关系信，而是一封鼓励信——鼓励他儿子再接再厉，明年再考。

 

回家见到儿子，父亲迟迟不敢开口。最后，是儿子先劝起父母来：“没什么大不了的，考不上就考不上嘛。”这话说得很轻巧，可第二天早上，父亲就发现儿子的脸色不对劲，他赶紧拉着妻子出了门，想留给儿子一个独处的时间。

 

父母出门后，儿子从床上坐了起来，他只觉得两眼发直，头脑发懵，内心被撕扯得生疼——这个18岁的男孩第一次明白什么叫挫折，第一次开始为前途痛苦……

 

几天后，居委会给家里打电话，让儿子下楼一趟。到了楼下，居委会主任递给他一个小绿本，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待业青年证”，一刹那，小伙子觉得天都灰了……

 

这个领待业证的男孩儿，就是张译。

 

虽然播音系没考上，但张译仍然想干点儿跟艺术挂钩的事儿，可是，乐器不会弹、唱歌没练过、画画没学过、体育也不行……怎么跟艺术扯上关系呢？迷茫之时，一个机会摆在了张译面前——当时，已经10年没招过新生的哈尔滨话剧院公开招考年轻学员，想着当演员至少跟艺术沾边，张译决定抓住这惟一的出路。

 

这次，张译没有抛锚，但考的是自费生，学费3万，当小学老师的父母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无奈之下，父亲只得找他教过的学生借了3万块。

 

考虑到当演员需要全面发展，随后，父亲又给张译买了架钢琴，交待儿子：“艺多不压身，你有时间就练练琴吧。”可父亲的这番苦心张译并没有领情。

 

哈尔滨话剧院是出过彭玉、杜雨露等著名演员的地方，却没入张译的“法眼”——从小渴望当播音员的他，一直觉得播音是份特神圣、特庄重的工作，现在让他学表演，蹲在地上表演小狗小猫，他实在接受不了，甚至有些看不起。因为看不起表演，所以越发不喜欢，越不喜欢就越痛苦……在这种恶性循环下，刚进话剧院头几个月，张译每天心情都很糟糕，不仅在学业上一无所获，还学会了抽烟、喝酒，甚至夜不归家……

 

如果事态继续发展，当父亲的又该为儿子的未来操心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两台话剧改变了张译的命运。

 

那是1996年年底，黑龙江省举行戏剧调演，张译有机会看了《一人头上一方天》和《地质诗》两部话剧，看着看着，张译惊讶地发觉，自己落泪了。在他固有的观念里，话剧不就是在台上扯着大嗓门说话、肢体动作无比夸张吗？它为什么能让我落泪？凭什么就让我落泪了？

 

这时，张译发现了一个重要问题：“原来演员是有‘催情’魔力的，他能通过自己的肢体和语言让观众瞬间产生化学变化，让观众情不自禁地迸发出内心情感，跟着演员一起哭、一起笑！”从那一刻开始，张译爱上了演戏，爱上了这个可以用演员的个人魅力去触碰观众心底的工作。

 

此后，爱上演戏的张译除了认真上课外，每天去话剧院图书馆疯狂看书。话剧院里收藏了很多绝版的老剧本和话剧资料，张译把这些珍贵资料“一网打尽”。

 

读了大量剧本后，张译开始渴望看到现实的话剧表演，可在哈尔滨，一年能看一次话剧就不错了，这时，剧院一位老师告诉他：“如果你想看话剧，那就去北京，在北京只要有钱有时间，每天都可以看话剧。”“怎么去北京？”张译问。“你考到北京去不就成了！”老师偷偷给他指了路。

 

老师这句话让张译决定背着剧院去北京考学。但他哪里知道，考到北京去的过程如此不顺。

 

 

首先报考的是解放军艺术学院表演系，可体检时张译被盖了两个章：一个是脊柱弯曲、一个是营养严重不良，考军艺是没戏了。

 

接着去考中戏，考试时，张译跟考官聊了很多关于剧本的话题，聊到最后，考官跟张译说了句特别善意的话：“孩子，你今年能不能不考表演系了？你明年再来，去试一试导演系或者戏文系。”

 

当时的张译不知道什么是导演系，也不知道什么是戏文系，他一门心思就想学表演，于是，他连“再见”都没说，起身就走了。

 

艺术院校考不上，还有别的出路吗？这时，一位朋友建议他去考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张译问朋友：“这个给什么学历啊？”“没学历。”朋友回答。听罢，张译犹豫了：“哈尔滨话剧院至少能给个大专学历，现在去考个没学历的，家人肯定骂死我！”朋友劝他：“考上‘战友’，管吃管喝管住，不用花钱，又能当演员，多好啊！”听到这儿，张译动心了。

 

考完战友文工团等消息的这段时间，张译蜗居在西直门一栋民房的最顶层，每天的工作就是看话剧。让张译最兴奋的一天是，他去看了濮存昕、梁冠华、谭宗尧演的《北京人》，看完后，他激动地跑到后台，跟3位还没来得及卸妆的主演拍了合影。

 

就这么过了几个月，除了买火车票的钱，张译全身上下只剩下50块钱。可还是想去看戏，怎么办？就去蹭！蹭到后来连饭都吃不起了，就干饿着。有一次，他连续饿了3天，实在撑不下去了，才终于把手头攒的一包方便面给吃了。可即便混成这样，父母打电话问他过得好不好，他都坚持说：“没事，挺好！”

 

在北京待了几个月后，张译回了哈尔滨。回去之后的日子过得并不轻省——哈尔滨话剧院的课程是剧院和哈尔滨艺校联合办学的，除了最开始交的3万块学费外，每年还要交四五千学费，父母听说他去考了战友文工团，直替他着急：“万一你考到北京去了，这边交的学费怎么办？也退不出来啊！”于是，张译决定先欠着不交。那时，张译想尽一切办法躲学费——学费是艺校的老师收，上专业课的老师不管，于是，他每天上课都晚来早走；怕学校往家里打电话，家里的电话线甚至都被拔了。

 

一直苦等了两个月，张译才得到通知，战友文工团录取他了，但又是自费，好在这次自费一次性只要交4500块钱，拿着家里仅有的一些钱和姐姐上班攒的工资，张译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为了供张译学习表演，家里前前后后借了3万多外债。因为钱是找张爸爸的学生借的，对方不好意思催张家还钱，张爸爸碰到债主，也不好意思提这事儿，于是，事情就弄得颇为尴尬。张译知道这情况后，心里万般不是滋味。

 

而文工团招的这批学员中，只有两名自费生，在那些公费生眼里，自费生的成绩一定特别差，这无疑又给张译心里添了一把火。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下，进部队后的张译一心想着要努力、要争气，自己把自己压榨得特别厉害——

 

他比所有同学晚进团一个月，但只用了一个月，他就把军姿练得比已经练了两个月的战友都标准；他虽然很瘦，但5公里长跑却能拿第一名，队友都惊讶于他这么瘦弱的身体哪里来的这般体力；一年大年三十儿，张译负责通厕所，他拿着自己的脸盆装粪便和灰土，晚上再拿开水、洗涤剂、二锅头消毒3遍后继续用这盆包饺子……用张译自己的话说，他当时真是在“玩命”！

 

通过努力，不到半年，张译就从普通的自费生变成了当副班长的自费生。一年半后，他被转为了正式学员，而另一个自费生却被劝退了。

 

渐渐地，领导发现张译文笔不错，就让他写各种汇报文案，并想在这个方向上对他重点培养。张爸爸得知情况后，立刻从老家给张译寄了《公文写作技巧》的书，让他好好学习。

 

但张爸爸不知道，张译并不喜欢写公文，他还是想演戏。但当新兵时，团里很多角色都轮不到他，有时轮到了，又因为题材缘故上不了台，所以张译一直属于文工团里的“龙套”演员。但这并没有让他放弃对表演的追求，演不了戏，他就给自己开发了很多“副业”——录广播剧、写剧本。2004年，张译写的短剧剧本《文小姐?武将军》还发表在了《剧本月刊》上。

 

 

2006年春节假期，张译特意穿着军装回家过节，他告诉父母：“这可能是你们最后一次见我穿军装了。”说这句话时，当了9年兵的张译已经决定转业了，让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是一部苦等了6年的戏。

 

2000年，战友文工团开始排演一部名叫《爱尔纳?突击》的话剧，分配给张译的任务是“袁朗”B角兼场记——所谓B角，就是说，如果演“袁朗”的A角演员没出什么大事，他就永远没有上台的机会。事实上，直到《爱尔纳?突击》最后一场表演结束，张译从未演过“袁朗”。

 

更让张译受伤的是，最后一次演出结束后，导演喝了酒，搂着他说：“张译，你们这拨人里，我最喜欢的就是你了……但是，你不能演戏，你演戏就是个死！”

 

那天深夜，张译站在西安街头，觉得自己真的要“死”了：“我真的不适合演戏吗？” 可做场记的3年时间里，让张译对这部戏的理解和情感已非一般人能比，他不相信导演的“诊断”，他渴望有一天能成为这部戏的一名演员。

 

一等又是3年，2006年，导演康洪雷计划把《爱尔纳?突击》拍成电视剧《士兵突击》。得知这部戏要开拍，3年的场记加上3年的等待激励着张译赶紧把自己对这部戏的渴望写成了一封信，寄给了康洪雷。

 

在这封名为《我的请战书》的信里，张译把自己的优缺点一一列了下来，并直抒心意：“我做梦都梦见过自己演许三多，但我知道，可能他根本就不适合我，这只是我一个美好的愿望罢了，不管怎么说，能参加这部戏的拍摄，我就会很高兴了。”后来，张译才得知，写请战书之前，康洪雷就已经决定让他演“史今”了。

 

就在张译兴冲冲准备去拍戏时，新问题来了——当时，文工团面临改编，张译因为突出的创作才能成了文工团的重点保留对象，团里给他定下任务：如果能完成三四个小品剧本，就批准他去拍《士兵突击》。但张译很清楚，自己不可能在一个月内完成这个任务，面对始终热爱的表演事业，他决定申请转业。

 

得知转业报告被批准的消息时，张译正好在拍史今转业那场戏。原本，张译想演的史今是这样的：只在背着人的时候偷偷抹眼泪，一到人前又笑上了。可是，坐上车后，看着窗外的风景，想到自己的军营生活即将结束，又想起和剧中一起摸爬滚打了4个月的兄弟即将离别，他完全止不住泪水，哭得直抽，“那一刻，我流的不是史今的泪，是我自己的泪。”

 

这部《士兵突击》让张译大火，从这之后，经常有人问张爸爸要张译的签名照，每每这时，张爸爸都乐得合不上嘴，每次张译回家，爸爸都会拿出一大堆照片让他签名：“他们都是我一辈子的好朋友，就想要我儿子一张签名照，咱不能不给人家这个面子！”可张译却像个“老古董”，不但不肯签名，还给父母立下规矩：“咱家不许搞这些事情，家里人没必要为我弄得特别骄傲！”他的观念一度让张爸爸很受伤。

 

有次张译回家，发现家里的抽屉里有好多他的签名照，自己明明没签过，这些照片哪来的？经过仔细辨认，张译发现，原来爸爸在模仿自己签名！可因为签得特别不像，所以一直没发出去。经过这件事，张译终于想明白了：“老人家穷苦了一辈子，现在儿子终于给他长了脸了，他想表达自己的快乐，想让更多人分享他的快乐又有什么错？所以他现在愿意骄傲就骄傲吧！”

 

 

19岁到部队时，张译曾一度非常想家，恨不得天天往家里打电话，可部队有规定，每周只能给家里打一次电话，于是，挣钱买手机、天天给家里打电话成了他当时的最大心愿。

 

可等有了手机后，张译却发现自己已经不那么想家了。现在，手机越用越高级，可空余时间越来越少，甚至常常因为工作忙匆忙挂掉父母电话，等想起回电话时已经过了好几天。最让他纠结的是，自己工作上的事情父母也不明白，所以电话里，他常常不知道该跟父母说些什么。

 

今年上半年，张译看了《飞越老人院》《桃姐》两部反应老年人生活的电影，他还给《飞越老人院》拍了部微电影《老人愿》，这些影片对他触动非常大，让他恍然发觉，不能再想着未来能给父母挣出金山、银山，买别墅、买房车，在现有基础上对他们好点比什么都重要。

 

之后，张译把父母接到北京，给他们做了个全面体检，他还强迫自己改掉持续了十多年的一周给父母打一个电话的习惯，坚持每周多给父母打几个电话。电话里，他不会跟父母汇报工作情况，因为他明白隔行如隔山，跟父母说工作，只会给他们添堵，他会跟父母聊一聊家长里短，问一问他们的健康情况，谈一谈他们的旅行计划……

 

他知道父母年龄越大对自己依赖越多，于是，他又调整了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开始做起了家里的主心骨，在父母没主意的时候替他们拿主意：“我不是那种一味顺着父母的孩子，我会给他们出一些逆他们的意、但一定对他们有益的决定。比如，家里装修，父母想把家里弄复杂一点，墙面上做很多装饰，但我知道我妈很节俭，肯定不愿经常请小时工打扫卫生，所以我告诉她，太复杂的装饰很容易落灰，打扫起来会很累，太累了对您心脏不好，所以要弄得简单点。后来，他们也觉得我说得对。”

 

张译还在微博上发起了 “爸妈我很好”的公益活动，号召大家关心留守在家的父母。采访中，张译这样解释这个活动的发起初衷：“父母生了我们，我们就是他们一生最大的牵挂。儿女在外闯荡，父母最想知道的就是我们过得好不好。父母年纪大了，他们也需要我们牵挂他们过得好不好。所以，别忘了每周多给父母打几个电话，告诉他们‘我很好’，也要记得多问问他们好不好。”

 

虽然会经常告诉父母自己过得怎样，但有件事张译绝不去做，那就是带父母来探班。“有一次，我妈他们去大连旅游，我当时也在大连拍戏，就让他们来探班。那是秋天，我在摄影棚里拍一场洗澡的戏，水是凉的，他们看了就受不了了，觉得我儿子怎么遭这么大的罪啊？从那之后我都不让他们来探班了，我后来还在零下38度的大雪地演过洗澡的戏呢，他们看了还不得疯了！”

 

 

科学新生活记者：在《温州一家人》里，你演的“周麦狗”宁死也要闯出去，你自己的从艺之路是不是也能用这句话来形容？

 

张译：周麦狗代表的是“温州精神”，对温州人来说，他们无论出去做什么，都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更好，但我不一样，我折腾只是为了能做我喜欢做的事儿。

 

科学新生活记者：“周麦狗”去了好多地方，做了好多职业，但一直没找到适合的路，最后，他发现去陕北做山村教师最适合他。而你十几岁开始学表演，你怎么确定这条路是适合你的？

 

张译：我一直觉得周麦狗代表的是温州人创业失败的一个类型，最后他当了山村老师，并不是说这个就适合他，而是他在创业过程中失败了太多次，最后到了陕北，娶了村长女儿，生了儿子，有一份教书育人的工作，这样的生活让他内心觉得很安宁，活得不累，于是他认了。我也并非从小就确定要做演员，我是没当成播音员，最后没有办法，才转行做了这个。

 

科学新生活记者：你当了10年兵，然后选择转业，进了演艺公司，当了艺人，你怎么确定你能适应这种转变？

 

张译：其实我现在也不太适应，以前在部队，单位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现在相反，公司给了我很大的自主权，我需要自己经营好自己，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转化过程，我还在慢慢适应中。但现在的工作让我找到了平稳和快乐，我很享受。

 

科学新生活记者：你说你有两年的时间是漂泊不定的，现在红了，还有这种漂泊感吗？

 

张译：我现在也经常漂泊不定，当演员就是一个永远在漂泊的职业，这个没有办法。我有非常强烈的酒店依赖症，我在酒店里会如鱼得水，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性质导致的，因为一年下来，可能有11个月都住酒店，所以见到酒店就亲，在这种情形下，我的心怎么可能不漂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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