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科学新生活周刊》   记者：黄思维   供图：陈琪工作室

 

2009年5月16日。早上醒来后，朱丹习惯性地先跟妈妈撒个娇，“妈……妈……”一发声，她惊了，不管怎样用力，声音始终卡在喉咙，嗓子里只能飘出“呜咽”“呜咽”的嘶哑声。一咽唾沫，她觉得嗓子好痛，接着开始咳嗽……天啊，失声了！ 

虽然嗓子抱恙，但当天朱丹仍旧继续工作。所幸那天只是排舞，不用出声。关掉手机休息一晚后，第二天她继续上台做节目。 

过去5年，类似的带病工作是朱丹的生活常态。 

自从2007年主持《我爱记歌词》红了之后，浙江卫视衍生出了很多档综艺节目，为了保证收视率，节目几乎全让朱丹来做主持。最忙时，朱丹一周要主持4档直播节目，台里所有大型晚会她都要参加，还得去各地跑宣传。就是从那年开始，朱丹的生活状态变成了经常一天工作18个小时，一个月工作30天，没有周六日和节假日。困的时候，就在化妆间找两把椅子拼起来眯一下；赶时间时，只得给化妆师再买张票，让他在飞机上、动车里给自己化妆。

那5年，朱丹被称做浙江台“台柱子”，她把这个称呼放在心里，慢慢强化，每当很累、很困、甚至生病时，她就给自己打气：台里培养了我，现在台里没有我不行，这个节目没有我不行，不管怎样，我都得扛下来！“那5年里，我总是死撑，累了撑，病了撑，不想做的时候也在撑……我甚至觉得，只要我撑住了，其他同事也都能撑住。”

 

那天做跨年晚会直播前，朱丹已经录了一下午的《麦霸英雄汇》，而此前，她已经连续录了一周。上节目前，已经累到说不出话的朱丹请求那位新来的搭档：“待会你多说点话好不好？我连续录了好几天节目，实在撑不住了。”

那位新搭档连连摇头：“不行，不行，我不行的！”

突然，朱丹心中升起一团无名怒火，有个声音不断在内心咆哮：“你不行，我就行吗？凭什么我就行？为什么我要行？我真的就能做那么好吗？”虽然怒火中烧，但行为上，朱丹还是把那天跨年晚会的主要主持任务扛了下来。

结果那天的直播出了些状况，朱丹又把责任扛在自己身上。节目结束后的庆功宴上，卸下伪装的她哭到崩溃……这是朱丹第一次把内心的巨大压力释放了出来。

采访时，朱丹说，过去5年，她每天的状态就是想着怎样圆满完成工作，但这些工作又并非都是她愿意干的，“有些节目不想接，但台里会说，这个活动没你不行，我就去干了。当工作超过我的负荷，而又在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时，就会感觉特别疲惫。”这种心理上的累一点点累积起来，到最后就变成了她内心一把沉重的枷锁，压得她喘不过气来，“慢慢地，即便不工作的时候我也会想着工作，越想压力越大，压力越大越烦躁，越烦躁压力就更大，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去年6月，《中国梦想秀》节目安排朱丹以曲艺里的“丑角”造型示人，还要以“江湖艺人”的身份一边打快板一边说出圆梦人的生平事迹。

节目开始前，朱丹背了很多遍词，排练时，跟另外一位同事也配合得很好，她以为自己一定OK，可没想到正式表演时，她说着说着竟然忘词了。好在她反应很快，马上说：“没事没事，可能是时间太仓促，有些紧张，我再来一遍。”可没想到，第二遍表演时，她又卡住了，死活都想不起来词。那一刻，朱丹完全忘掉了正在拍摄的镜头，也忘掉了自己的形象，一把扯掉头上的假发，跑到工作车上哇哇大哭，边哭边喊：“我不干了，我受不了了！”

事后，朱丹得到了很多网友的表扬，大家觉得她是因为太敬业，所以才会对忘词这事儿反应如此激烈。

 

“其实我是为自己的崩溃哭。” 

“大家以为是因为我没有完成任务，所以才会在《中国梦想秀》上失控。但我自己很清楚，我的失控源于我内心的压力和崩溃。”采访时，谈起去年发生的这件事情，朱丹敞开了心扉，“我最引以为傲的就是我的速记能力，可是那天，我准备了那么久，结果说了两遍还是卡壳了，脑海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我当时对自己完全丧失了信心，觉得自己特别糟糕，已经干不了主持人这活儿，所以我才大叫：我真的不想干了，我干不下了！” 

当然，那5年里，更多的时候朱丹都选择用隐忍的方式来化解内心的压力，“我始终觉得，如果你没站在舞台上，没有亲身去体会主持人这份工作的劳动强度，你是无法理解这份工作有多大压力的，即便是台下的编导、摄像他们也不能完全明白，我的家人就更加无法理解了。所以每次遇到压力，我都不喜欢跟别人说，全靠自己消化。”

烦闷的时候，朱丹总是看着镜子里那张被化妆师弄得精致华丽的脸，摸着胸口默默安慰自己：“宝贝，这是你要的生活吗？真是对不起，是我让你太累了。忍一忍，过了这阵就好了。”

 

在浙江台，朱丹是台里的顶梁柱，在自己家，朱丹也是根顶梁柱——她一个人包揽了全家人的所有开销，还常常给父母买各种礼物，让父母在家享清福。连她继父女儿读大学的学费、生活费也全由她负担。

 

“妈妈，我这周末有空，可以回来看您！”朱丹总是给妈妈许下这样的诺言，可到了周五晚上，朱妈妈又总是接到朱丹的道歉电话：“妈妈，我回不来了，台里临时安排我出差。”“妈妈，不好意思，周末台里临时给我加了个工作。”

这样的“空欢喜”多了，妈妈也疲了，当朱丹再打电话来说周末有空回家时，妈妈就会“将”她一军：“你别提前打招呼了，等你上了高速公路，快到家了，再给我打电话说你能回来了。 

虽然妈妈的话并不重，但朱丹听了还是觉得很伤心，“这话就像一根刺扎在我心尖上，让我觉得自己挺没有诚信，挺对不住家人的。”

朱丹说，那5年里，她几乎没有时间带妈妈出去旅游，甚至家里亲戚结婚她都没时间参加。

不仅没有时间跟家人相处，甚至连自己的业余生活都没有。“那时候，我手机里只有微信、微博、短信、电话，偶尔会下一两个游戏玩一玩，其它东西真没有时间弄。”作为媒体人，最让她烦恼的是没有时间学习新东西，“主持《我爱记歌词》时，亏得华少会去听很多歌，我只要负责插科打诨就好了。有段时间跟别人聊天，我发现近期发生的很多新闻我都不知道。一些朋友警告我：你不能这样，你必须抽空看看新闻，看看报纸杂志！幸好我记忆力不错，很多东西看一眼就能记住，如果我是那种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记住东西的人，那我真死定了。”

在杭州时，朱丹住城西，录影棚在城东，每次录完节目，朱丹都要坚持自己开车回家，“只有开车的时候，我才感觉我在掌握我自己，我想开快就可以开快，想开慢就可以开慢，想超过别人就可以超过别人，想走小路就可以走小路……那一刻，我才感觉我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

    为了做回自己，最终，朱丹破釜沉舟——辞去浙江卫视的工作，选择做自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