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生在闵行，长在闵行，踏上社会第一个职业也在闵行的“老闵行人”。当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时，我会骄傲和自豪地回答“阿拉上海闵行人”。但当外地或新上海人把闵行人误认为是远郊农村人时，我一定会较真地把“老闵行”在共和国重工业大建设大发展的辉煌历史娓娓道来：

第一代老闵行工业卫星城的建设者，与十里洋场的老上海有着难以割舍的血缘关系。几个老闵行人坐在一起，当被问及从哪里来到闵行时，我父亲回答“凤阳路珊家园人和里”时，总有人会应声报出静安的同乐坊、卢湾的步高里、南市的老城厢……。上世纪50年代初，当祖国绘出将昔日的申江门户、水陆要津建设成以机电工业为主体的新型卫星城的蓝图时，随着原有的通用机器厂扩建成上海汽轮机厂，上海电机厂以原公兴厂为基础从杨树浦迁入闵行，上海锅炉厂、上海重型机器厂、闵行发电厂、闵行自来水厂先后迁入和新建，几十万上海有志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像当初爱国青年奔赴延安那样，携妻带母，告别市中心的老宅，涌向黄浦江畔的老闵行，造就了浩荡的新中国机电基地的建设大军。现在想起来，那时新村中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个雍容华贵、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对门的宁波阿娘、隔壁的苏北奶奶、两楼的苏州好婆、底楼的无锡亲娘……。她们讲着带有各地方言口音的上海闲话，而她们的子女和孙辈，大都一口道地的上海闲话。正是这批从上海迁来的老太太和那时刚刚成家或新婚的的魔都青年，把老上海的崇尚精英、精明能干、偶尔小资、勤俭持家的文化带到了闵行这块飞地。

汽轮机厂俯瞰

上海电机厂门口

阿拉闵行，是新中国的第一座工业卫星城，是大跃进时代中国制造、中国重工业崛起的热土。当时名闻遐迩的“四大金刚”──上海汽轮机厂、上海电机厂、上海锅炉厂、上海重型机器厂都沿着闵行一条街排开，数十万产业工人和科技人员集结于此，形成了我国第一个发电设备工业制造基地，并拥有滚动轴承厂、电动工具车、长城机械厂、新中华机器厂……，成了名符其实的机电工业区。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个年代，阿拉闵行是中国现代工业的引领者，是中国制造基因的最早孵化地，是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摇篮。阿拉小辰光，常常背着小书包，揣着面包，排着队去上海电机厂膜拜卧龙样的世界第一座双水内冷发电机；去重型机器厂瞻望金刚般的万吨水压器，那是那个年代中国人的骄傲，更是阿拉闵行人的荣耀。

闵行剧院和红园

“闵行一条街”的横空出世，铸就了阿拉闵行的另一个神奇。1958年，当时的市政府确定了成街成坊地建设卫星城的整体规划。1959年7月3日开工，以“一天一层墙，两天一层楼”的闵行速度，当年9月20日交付使用，仅仅78天的时间，完成了一号路东段4—5层楼房31幢的建设，以此献给共和国十周年的生日礼物。一号路沿街楼房的底层辟为商场，老正兴餐馆、茂昌鞋帽店等老字号纷纷迁入，闵行饭店、闵行百货商店、闵行剧院纷纷开张，满足了闵行人购物、休闲、娱乐的需求，比当时上海工人新村的模板──曹杨新村更体现完整的“社区”的概念。那时的一号路六车道，印象中在当时的上海，除了人民广场中间的人民大道，一号路就是上海最宽敞的林荫大道。整个一号路车行道和人行道之间有绿化带，千余棵香樟树打造了闻名全国的“中华香樟街”。上世纪60年代初，市建委对闵行、吴泾地区的道路以云南省的市名或县名命名，于是二号路成了华宁路、三号路成了剑川路、六号路成了昆阳路、七号路成了鹤庆路、十号路成了瑞丽路、十二号路成了兰坪路。闻名全国的一号路，竟然用云南玉溪市边上江川县名命名，这让阿拉闵行人从感情上很难接受，阿拉还是习惯叫她“一号路”，因为这里有我们满满的回忆：童年时，下午4点，随着一声悠长的下班汽笛声响起，从上海汽轮机厂、上海电机厂的大门里，一下子涌出数百辆自行车，穿着蓝色工作服的男工，戴着蓝色工作帽，穿着蓝色工装裤的女工，把那香樟大街染成一片欢乐的蓝色浪潮；每当最高指示发表，闵行各大厂开出车头上扎着红绸球，车上载有六人齐擂大鼓的锣鼓队，车后的忠字舞队随着乐声跳起整齐的舞步，把华灯下的香樟大街的扰得喧嚣……，这些是我梦中“一号路”难以抹去的定格。

汽轮新村俯瞰

东风二村航拍

阿拉闵行的工人新村建设，就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讲，是出类拔萃的，被称为超过曹阳新村、彭浦新村的工人新村新样板。1953年到1957年在碧江路到兰坪路之间、沿着宾川路两侧建造的汽轮新村和电机新村，基本仿照曹杨新村初期的标准，两层楼房每户26-36平方米，厨房独用，卫生共用；三层楼房每户30-22平方米，木地板，厨卫两户合用。1959年随着“闵行一条街”造起的东风新村，标准就高了，户均面积40平方米，独立厨卫。所有新村都配套职工子弟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和菜市场。我们在新村中长大的闵行第二代，被称为“坐着抽水马桶长大的”，这在当时的上海还是十分金贵的。记得儿时最不愿意去市中心姑妈和婶婶家做客，那弄堂老房的前厢房、阁楼和木楼梯、，与我们亮敞的新村楼房和宽敞的水泥楼梯相比，显得格外昏暗、低矮和陡窄。最尴尬的是老城厢的马桶是我们兄弟几个万万不肯低就的，常常小脸憋得通红吵着要回闵行自己家；后来稍大了，在上海表哥堂哥带领下，稍有便意就出发，要到大上海电影院、上海第一百货公司的公厕去找抽水马桶，金贵的闵行人才肯解那躁矢之急。乃至我们结婚后单位分配房子，宁可挑选12平方米、厨卫公用的新华路蜗居，也不愿意去老城厢30平方米要倒马桶的弄堂旧房。这或许也是阿拉闵行人的一条“底线”。

闵行中学俯瞰

阿拉老闵行虽然与徐汇区还隔着当时全是农田的上海县，但一直是隶属于徐汇区行政管辖的飞地。阿拉中学叫“徐汇区闵行中学”，阿拉街道叫“徐汇区闵行街道”。老闵行的人，包括家属工、子女，都是上海市区城市户口。现在想来，这在当时的户籍管理历史背景下，对稳定闵行工业区的产业队伍、保证年轻工人和科技工作者的职业前程是有重大意义的。小学时每年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们都穿着白衬衫、戴着红领巾，去高安路18弄大亨弄堂荣家花园那三层花园别墅的徐汇区少年宫。两到三天的会议期间，由于只有闵行去的小代表是住在少年宫的，其他小代表晨至夜归，让我们平添了几份小主人翁的感觉。每年春秋两季的运动会和各种区级比赛，衡山路的风雨操场和零陵路天钥桥路口的徐汇体育场更是我们熟悉的主场。闵行中学田径队、汽轮机厂长跑队、电机厂的足球队、重型机器厂的篮球队都是徐汇区的体育名片。就连每年假期的田径对抗赛，我们都不屑与徐汇区的南洋中学、南模中学、徐汇中学那样没有操场、实力较弱的田径队对抗，总是找松江二中、嘉定一中这样的强队对抗，也只有这些中学拥有我们闵行中学那样300米或400米跑道的体育场，才能训练出成绩斐然的青少年运动员。

似乎一切都在眼前，转眼已是沧桑巨变。当年创造闵行奇迹的人们，不少像我父亲那样已经仙逝，健在的都已是耄耋老人，他们的背或许有些驼，他们的腰似乎有些弯，但要明白，他们曾经是新中国工业崛起的脊梁！我退休后又搬回闵行，虽然一号路的香樟已花甲沧桑，工人新村的青砖瓦房已显斑驳，但那里有我难舍的童年情结和岁月回味。

（本文航拍照片汽轮机厂俯瞰、汽轮新村航拍远眺和东风二村航拍由冯文军先生提供，其余都是我于今日凌晨为此文特意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