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四，寒风中飘着几丝缠绵的细雨。我将车子停在我童年居住、现在母亲依然居住的新村公寓房前，拎着早已备下的礼盒，径直朝对面的楼房走去。走在那童年走过无数回、十分熟悉的四层水泥楼梯上，思绪被拉回到五十年前。

我去拜访的是我一个小学同学的父亲，我一直叫他“小炳阿爸”。我一直把他作为自己的一个启蒙老师。

小炳阿爸是上海汽轮机厂技校的老师，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众多产业工人聚集的中国机电工业基地----闵行来说，已是一个不小的知识分子了。他身高一米八，略带黝黑的脸，咬肌轮廓明显，一看很容易联想到北方汉子，但他一开口，浓重的浦东本地语音，暴露了他的祖籍。他讲话声音洪亮、慢条细理、一字一句，而且常常随着语气语调头也自然地摇晃起来，让人很容易与古代知识渊博的太师、秀才联想起来。他夏天深色长裤白衬衫，冬天中式棉袄罩衫外总会戴上一条米色或灰色的围巾，口袋里永远有一方折叠整齐的手帕……。他是我关于上海知识分子形象和生活的经典启蒙。

我小学三年级时，十年浩劫开始。大学生、中学生、技校生都去大串联，小学也“停课闹革命”，我们这些小学生和老师们都闲荡在家。永远信奉知识决定命运的小炳阿爸，看着本该上学读书的三年级的大儿子小炳和刚刚一年级的小儿子小弟学业荒废，心急如焚。于是就在家里开始了私塾式的授课。我因为父母都要上班，每天在小炳家玩：下四国军棋、打弹子、顶橄榄核……，当他们上课时，我也就此成了“陪读侍郎”。

在小炳家，我在被“读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理念熏陶的同时，也接受了上海知识分子家庭小资情调的启蒙。周日的下午，小炳家会聚集几个技校的老师：西装笔挺、带着金丝边眼镜的钱老师；穿着整洁、谈吐儒雅的夏老师……，他们在一起打桥牌、搓麻将、聊天下事、谈家务事……。午茶时分，精明能干的小炳姆妈端出来的点心更是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冬天的山芋汤，里面一定飘着桂花香；红枣桂圆汤，常有几朵银耳；夏天的绿豆汤，还要放根雪糕；草莓必须有冰淇淋相佐；咖啡一定问是否要糖要奶；偶尔还有春卷、小馄饨……。我在小炳家学会了打桥牌、喝咖啡、用手帕等许许多多刻有上海老克勒烙印的生活习惯。

我几乎成为小炳家的一份子。每年暑假，小炳小弟大阿姨家的表哥表姐、二阿姨家的表哥表弟来闵行小住，我即与他们玩耍在一起；五一国庆，小炳小弟去阿姨舅舅家，我也会跟着一起去；周日打桥牌的老师三缺一，我会被叫上初现身手……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转眼我们已经初二。尽管学校早已“复课闹革命”、尽管小炳阿爸的技校也已重新招生每天上班；尽管我在学校田径队、红宣兵也很忙，但由于我们私塾学习速度较快，学校那些《工业基础知识》（物理？化学？）、《农业基础知识》（生物？植物？）之类的教育远远滞后我们的知识学习进度，所以每天晚上近二个小时的小炳阿爸授课雷打不动，已让我们完成了文革前初中的数理化。而且由于我悟性较强，进度较快，小炳小弟由于年龄不同进程不一，后来常常是小炳阿爸专门为我授课，我再辅助小弟学习，不明白的再问小炳阿爸。

至今依然记得那个黑色的阴雨天，当我象往常那样背着书包去小炳家，小炳阿爸把我叫到身前，拉着我的手，送上一本文革前中考的数学试题集，让我回家自己做题，有什么问题可以来问，但每天上课就不必再来了。我泱泱而归，懵懵的不知所以然。数年后才得知，当时社会上正在抓“青少年背后长胡子的人”，即用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毒害青少年的成年人。知识分子特有的敏感和谨慎，让小炳阿爸无奈地中断了我5年多的知识授课。

小炳阿爸最得意的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一年，我们三个在他家授课的学生全部以第一志愿金榜题名：我被上海第一医学院录取、小炳是交通大学、小弟是上海机械学院。尽管小炳最后因为高考体检发现肺结核未能入学，但如此骄绩让小炳阿爸在闵行声名大振，这是知识分子最大的荣耀。我也常常逢人即叹：没有文革中小炳阿爸那几年的启蒙教育，我不可能那么顺利地考上大学，我的人生之路或许未必如此。

尽管数年不见，小炳阿爸依然如此，执意要送我到总门之外，看着他耄耋之年，因为帕金氏病有些蹒跚颤抖的背影，我想起一位著名作家对海派知识分子的评价：躇踌满志、儒雅较真、谨慎怕事。联想起我人生道路上的许多良师：小儿外科的执业导师、医院管理的儒雅大师……，一代上海知识界前辈，留给我们许多可以回味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