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迎着寒风，踩着除夕烟火爆竹留下的红色碎纸，走在故乡新村的小路上。路边的饮食店，冬日用煤饼炉取暖，临街的墙角堆放着一堆煤饼。我走上前去，端详着那乌黑的柱状物上整齐的12个孔洞。煤球和煤饼，在现今的上海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烧煤炉的日子却深深地印在我们这代人的脑海中，把我带回那过去的岁月，象发黄的老照片那样弥足珍贵。

烧煤炉的日子，折射的是我少年时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一段无法抹去的岁月。煤炉，作为上海几代人的做饭灶具，不象今天的人们关注的是环保、安全问题，当时，煤炉问题是老百姓开门七件事中“柴米油盐”的头等生存之计。在那个物质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每家有个煤球卡，每户按人头规定煤球或煤饼的供应量。于是，几分钱一斤的煤球如何节约使用是精明的上海人家关注的热点。

烧煤炉的日子，是我儿时运筹学、时间管理效率等现今作为管理要点最初的启蒙教育。清晨起来田径训练前，母亲在被窝中就叫我先去看看煤球炉子：如果煤炉上的铝制水壶（上海人俗称铜吊）的水是温温的，煤层下层微红，上面黑黑的，那是合适的，马上打开炉门，等母亲起床时水即烧开，上层煤层烧的通红时，既可烧早饭了；如晨起时煤炉上的水壶已经沸腾，煤炉上的煤层已经烧透，一边要马上加煤球，一边要检讨昨夜炉门没关紧或封炉的煤层没压紧，为那不应该的煤球浪费而懊恼；最恼火的是晨起发现煤炉冰冷，熄火了，急叫母亲起床重新生火：把炉内的煤灰煤球倒干净，先把一些废纸和刨花等易燃物点着，再把一些细小的木柴放上去，然后把较粗大的木柴放上去，等木柴烧得微红时，再把煤球或煤饼轻轻搁上，要留出充分的空间，然后不断地用蒲扇扇那炉门，当浓烟顿起，被熏得泪眼紧闭、连连咳嗽时，想着孩子要上学、大人要上班，那懊恼之情可想而知……。傍晚母亲下班回家，第一件事是把炉门打开，把下面的炉灰捅了，然后急着淘米、洗菜，当炉火通红时，把那炒、爆等需用急火的先烧了，等新煤添上后，炉上就是炖、焐、烧等需用慢火的活，母亲那种弹钢琴似的安排，至今想来都是一种艺术般的享受。晚上上床前的最后一件事，一定是煤炉封好了吗？炉门大小是否正好？煤饼炉上的铁板是否放平……。总之，在我儿时，煤炉这根神经全家老小都会崩得紧紧的，丝毫不敢懈怠。

烧煤炉的日子，普通人家在做煤饼、搪煤炉上的智慧让我刻骨铭心。在那个国企普通职工每月工资18～36元的岁月中，几分钱一斤的煤球和煤饼，一个月数十斤的煤耗是一笔巨大的经济开支。于是，自己做煤球、做煤饼成了节俭、精明的上海人日常生活的一道风景：数周一次，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儿子，全家上阵，在新村楼下找个朝阳空旷处，把买来的精煤以一定比例匀上粘土，和水成较稠厚的泥状。那粘土比例是做煤球和煤饼的关键，加多了烧不着，加少了不经烧。煤球一个个要做得匀；煤饼是有个模子要使劲敲，使齐紧实。早上做完暴晒一天，晚上收回放于阴暗处凉着，要放置数周的干煤球、干煤饼才是最适宜的。于是，家家户户的煤球箱、煤饼格就成了当时上海千家万户的必备之物。和做煤球只要出力不同，搪煤炉在当时可是一个关系到开们七件事头等大事的技术活，新村里总有几个手巧会做的民间大师。搪煤炉的那天，母亲早早地买好我们那时眼馋很少享用的大鱼大肉。搪煤炉的师傅到来，先用废铁皮做个柱状的炉壳，然后用他带来的专用的粘土，搪成一个上口小、下口大、拔风效果好，烧几年内胆也不会开裂的煤炉。看着精致的煤炉顷刻制成，咽着口水看着大师尽情地朵颐美食，幼年的我深深体会“人有一技，衣食无忧”的涵义。

烧煤炉的日子，也有许多温馨的回忆。每年过年，煤炉门关得小小的，用一个半球状的汤勺，做出一个个嫩黄饱满的蛋饺；除夕夜煤炉上焐着的水笋烧肉的香味，陪伴着我在睡梦中跨年；煤炉上半人高的大锅的粽子，那荷叶的清香是我童年端午的回忆……。那时，几户邻居家的煤炉合放在一个厨房，谁家的煤炉灭了，用火钳夹一块煤饼，到别家的炉子上引着，或者索性把别家的上面半旺的煤饼换来，这种邻里间的互通旺火的温情，今天看来也格外珍贵。

烧煤炉的时代过去了，那个年代在煤炉门的日复一日的开启闭合中，构成了我们儿时一段耐人寻味的往事。那煤炉燃烧着我们曾经的时光，也燃烧着我们这一代人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