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尝试取消首诊点名挂号、推行专家层次就诊，即由首诊医师根据病人病情来判断是否需要预约专家诊治和转诊给相应专家。其初衷是把专家从大量的常见病中解放出来，以使其专科特长更多用于解决疑难杂症，缓解“看专家难”。然而政府的良好愿望并没得到百姓、甚至专家医生的理解：不少病人认为如此剥夺了病人的选择权，并担心把专家预约权交给首诊医生、同时特需门诊、转诊病人和复诊病人可以选择医生，会带来新的不公平；而一些原本知名度较高门庭若市的专家则担心首诊医生会否“截流”，甚至“劫富济贫”？而一些原本病人较少的医院和医生更担心会否更为清淡……？取消“点名挂号”究竟动了谁的奶酪？其间折射的医患关系定位、医生积极性激励、医疗资源配置等深层次问题值得深思，可能简单的一刀切往往不能达到理想结果。

按照萨斯·荷德伦的医患关系分型理论，认为随着社会发展、病人素质和需求提高，医患关系由主动被动型向指导合作型和共同参与型发展是一个必然趋势。过去的那种“父权主义型”，即医生永远处于主动地位，患者没有选择权和不能发表自己意见的主动被动型必然要被摒弃；现代以医生处于主导地位，患者具有要求提供信息、提出自己要求并积极配合，即指导合作型成为主要潮流；未来和理想的医患关系类型，应该是医患具有同等权利、共同参与医疗决策、共同进行医疗实施的共同参与型。按照这一理论，随着现代医学发展，许多医学治疗有着更多和不同的方法，各种治疗方法的利弊和风险会让病人有更多的选择，而每个医师的临床判断和学术倾向对病人的选择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尽管患者受到知识和教育程度的局限未必均能准确理解和选择，但生命毕竟属于患者自己，在医患双方都对对方的认知判断和风险责任承担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患者应有选择医生、选择治疗方法的正当权利。所以，病人选择医生、点名挂号在世界各国，尤其发达国家是主要趋势和潮流。

纵观我国专家门诊和点名挂号的演变过程：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整个中国都只有普通门诊、随机就诊，挂号费低廉、医生薪酬不与收入和工作量挂钩，公平性固然保证，但效率低下、医生积极性不高，服务态度不尽如人意。随着改革开放，为满足患者日益强烈的选择医生的多层次需求，同时也通过提高专家门诊挂号费使过于低廉的医生劳务费有所补偿，专家门诊和点名挂号日益普及。应当承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医生劳务价格不能一步到位的前提下，专家门诊、点名挂号对满足病人选择医生、提高专家出诊积极性、营造关注医院和医生信誉、改善服务态度、提高医疗质量和学术水平有着重要的激励作用。

然而，满足病人选择权为宗旨的专家门诊和点名挂号，一定会产生有限的专家资源与无限的、甚至无序的患者需求的矛盾，这是世界各国医疗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共同问题。各国都根据当地的医疗资源配置和供需情况，通过预约挂号、价格梯度、医保定点和支付比例调节等各种方式来达到资源配置和供需的平衡：医疗资源相对较为充足、医生劳务价格较高的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门诊预约就是病人选择医生，甚至家庭医生签约也给病人有一定的选择权；家庭医生向患者推荐必须６个以上的医院和医生，供病人选择；其预约挂号费往往由医保和病人共同承担，但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往往没有价格梯度，全部点名挂号；而专家资源相对紧缺，患者对专家需求较高的新加坡公立医院，就是普通门诊不能选择医生，预约时随机分配，但专家门诊一定可以选择医生，而且普通门诊和专家门诊的价格梯度达数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