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步入不惑之年的第一年,就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在中国,这几乎就意味着达到了学术职称的顶峰.母亲问我"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我自己也感到有点迷茫.但从来就不安分的我,骨子里总会有些不甘现状,于是毅然将已经任职7年的医院行政副院长的职位移交,作为访问学者去了美国,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改变现状,也能有点时间就学术还是行政的"十字路口的选择"有一个思考和决定.在美国的半年,使我明白天堂并非那么完美,中国学者在美国的状况使我明白我这样一个民族自尊过强,过于在乎亲情和喜欢热闹的人是不适合美国的,我的根和我的事业只能在中国,我应该在祖国做自己适合和自己喜欢的事.对天堂美国的认识和对祖国意识的体会,大概是我不惑岁月的第一次彻悟.

    受美国那一批自由主义倾向明显的同学的影响,我抱定不放弃专业的意念归国的第二天，上医党委书记就找我谈话，要我离开儿科医院，去上医担任校产处长或总务处长。整整相持半年！尽管我每天可以查房、手术、门诊，尽管我仍然每周一次参加只要听不要说的院务会议，但那压力和不安感可想而知，最后，我还是在1999年3月上任校产处长，以后在复旦和上医合并后担任科研处长。自愿和不自愿的，我实际上走上了职业管理者的路，这一段经历，使我再一次彻悟：在这个社会，我并不仅仅属于我自己，社会责任、社会现实、利益平衡等等，会要求我们只能适应社会，在社会规定的舞台内展示你的个性。

    2000年两校合并后的那一段经历是我的人生大彻大悟的里程碑。应该说，我的政治敏感性和我的理性使我早早就意识到：改革必然要有牺牲者，而这次并校改革的牺牲者也必然是我们。理智也告诉我这或许也会给我们带来新的生机。于是在完成了我的第一部180万的学术专著《现代小儿肿瘤学》后，我毅然开始行动，这过程中，有几个使我终生感动：首先，是我被自己感动，我在反复和痛苦的思考后，毅然决定放弃7年行政工作所取得的一切，决定重操手术刀，其承受的压力和需要的勇气可想而知；其次，我被我的家人所感动，当我告知她们我的决定和因此可能对家庭带来的社会压力和变化时，妻女异常平静的回答：只要你能感到幸福和快乐，我们支持你；我被许多老领导、当时的分管领导、搭档，尤其是那几个知己朋友所感动，他们不是用狭隘的假意挽留和刻意障碍，而都能站在我的角度理解我并给予支持，尤其感谢那个我至今最佩服的儒雅低调的院长，他的接纳使我的一切都有了可能。复旦最高领导层的最后决定也让我感动：尽管二校合并后的一切还没理顺，但还是决定给我一个医院管理的舞台，让我第一个在学校内完成了原上医处级干部的实职安置。所有的一切好象都没发生，但这过程中的感动改变了我人生中的太多太多。

    这以后，我或许真的走进了不惑之年：担任院长初期的艰难涩雨，从来没有使我感到畏惧退缩；汾阳园四年的辉煌成功，也没让我陶醉忘形；从汾阳园走进进康定园的过程，我的坦然和适应使所有人惊讶，因为我或许已经完成了从迷惑到彻悟的升华。过了不惑之年的我，再也不会为名利、职位、权利去追求，也不会在乎虚荣、钱财、权威，甚至已经不需要刻意的去证明自己，我会坦然的接受社会给我的一切和按照尽自己的能力和用自己的方法去履行社会要求我的责任。

    过了不惑之年的我，现在更在乎的是对缘分的一种责任和对亲情的珍惜。人和人之间的许多关系，似乎都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而是冥冥中间指定的，亲缘、姻缘、血缘、仁缘，无不如此。而这种情缘是由责任和亲情所维系，亲情、爱情、友情，也无不如此。对父母，四老，我们不要为我们年轻时的冷漠和幼稚有太多的内疚，更无须在他们百年之后作许多忏悔，我们能否趁他们健在的今天，尽我们所能，增加点探望他们的频率、耐心地听几句唠叨、给一点资助、尽量让他们舒心和快乐点？对儿女，我们不要老在事业成功的时候自责自己是个“不称职的父母”，不要老在孩子学业不佳或沟通障碍才捶胸跺足，我们是否真的用心在用科学的方法教育我们的孩子，真的花点时间和心血去读懂我们的血缘之后？对学生下属，不要老是九斤老太似的感叹“一代不如一代”，我们有多少是能做到身传言教，亦师亦友的？对同事朋友，不要对人走茶凉义愤填膺，也不要对人后非议耿耿于怀，捂心自问，我们对人是否坦诚相待，肝胆相照？最后，一定要善待自己，不要刻意的抑制自己的个性和需求，不要痛苦而无奈的为了别人而掩饰自己和改变自己，尽情地享受人生和快乐自己的每一天！我一直在问自己，假如命运让我明天离开世界，我是否还有很多遗憾？还有许多内疚？还须反复忏悔？如果还有，那就继续努力，让遗憾、内疚和忏悔消失，让满足、自豪和幸福伴我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