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僖伯与臧哀伯父子两人先后担任春秋时期鲁国的大夫。公元前718年春，鲁隐公打算到棠邑去观赏渔民捕鱼。国君巡游，本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臧僖伯认为鲁隐公此番出行有悖国君的礼制和法度，于是对隐公进行了一番劝诫。臧僖伯说：国君的职责就是使人们的行为符合法度与礼制，为此，国君首先要为百姓做出表率。可惜的是，鲁隐公不能深谙“观鱼”与“乱政”、“败亡”之间的关系，尽管给了臧僖伯一个面子，说自己是“去巡视边境”，但还是去了棠邑赏渔，以致于给后人留下了“矢鱼于棠”的为政、为官的反面教材。

和臧僖伯“谏观鱼”相比，臧僖伯的儿子臧哀伯所谏的“纳郜鼎”更为庄严一些：宋国太宰华督杀死了宋殇公，弑君之罪、大逆不道，很可能引发鲁、齐等诸侯国的干预，于是华督向各诸侯国行贿封口。鲁桓公接受了华督的贿赂——宋灭郜国后得到的郜鼎，并把郜鼎置于太庙。臧哀伯继承了其父的风骨与思想，奋起就此进谏：国君最根本的职责是弘扬美德、防止违反礼制的行为，并以身作则为文武百官做出榜样。把贿赂的器物公然安置在太庙里、显示于百官面前，假如上行下效，您又怎么去责备和惩戒他们呢？把这种来路不正的器物放进太庙是“灭德立违”、其贻害无穷。可惜的是，鲁桓公同样不能谙熟“纳鼎太庙”与“宠赂章也”、“国家之败”之间的联系，以致于终究没有采纳臧哀伯的谏言。

应该说，臧僖伯谏观鱼和臧哀伯谏纳郜鼎，所谏者本身都不是什么军国大事，一件是春暖花开，国君想出去纵情山水，赏春观鱼；一件是国君接受了邻邦的一件贵重礼物，把它摆在国家博物馆里，表面上，两件事都是日常小事，且无可厚非。但恰恰是从这些许小事中，父子两代诤臣却看到了它们对祸乱法度礼制、毁坏官德吏治乃至败亡国家的潜在危害，并“不忘谏之以德”，确实难能可贵；而从两位国君的角度看，他们显然不能见微知著，甚至视僖伯哀伯的进谏为小题大做、危言耸听，他们后来无一例外地被弑杀而不能寿终正寝，或许与他们不能在细微之处听谏言不无关系吧。

执古之道，御今之有。

随着组织环境日益复杂化、动态化，及组织越来越多地转向以团队为基础的结构，团队内向上的信息流动、多来源和多渠道的观点对于团队决策和健康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于是，员工谏言——基于合作的动机表达与工作相关的观点，想法和担忧，对于团队来说尤其重要。团队内的任务冲突与员工促进性谏言负相关，而与抑制性谏言相关不显著；关系冲突完全中介了任务冲突与促进性谏言的关系；参与型领导仅仅调节了关系冲突与促进性谏言的关系。

在控制心理安全感的情况下，积极的印象管理动机部分中介了团队信任与抑制性谏言的关系，而在其与促进性谏言间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控制了个体心理安全感和上级的互动公平之后，团队系统反应性对于员工的促进性谏言和抑制性谏言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当团队谏言系统对员工建议进行及时的、公正和有针对性的反馈时，员工的两种谏言行为都较高；员工个体的组织自尊中介了团队系统反应性与抑制性谏言和促进性谏言的关系；个体传统性负向调节了系统反应性与组织自尊的正向关系，即与高传统性员工相比，对低传统性员工来说，系统反应性与组织自尊的正向关系更强。

实际上，团队内部任务冲突对促进性谏言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当团队内部任务冲突和关系冲突水平越高时，员工的促进性谏言行为反而较低；团队信任对两种谏言行为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当团队内部成员之间信任水平较高时，员工的抑制性谏言和促进性谏言行为都会显著增加；谏言系统反应性对于抑制性谏言和促进性谏言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当团队谏言系统对员工建议进行及时的、公正和有针对性的反馈时，员工的抑制性谏言和促进性谏言行为都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