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在老夫子看来，学习是一件很快乐的事。陶渊明也说过，“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他也把博览群书视为快乐的事。通常来说，这样的理解和认识，多数人都会赞同。

魏晋时期的张辽、清代的段玉裁都说过，读书就要读经书，因为经书就像日月，给人光明和希望。言下之意，不读书，就永远处在黑暗中。人类寻求光明，所以自然好读，所以快乐。但也有人对此表示异议。嵇康的《难张辽〈自然好学论〉》就指出，如果不读书就有饭吃，谁还会读书呢？他的意思说，读书都是有目的的，因为有了目的，读书就不可能快乐。

中国古代社会向来把读书视为人生的第一要义。孔老夫子的教学读书，强调有教无类，任何人都有读书的权利。只是当时，知识还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家庭与私塾教育是传授知识的重要途径，所以才会有所谓“家法”与“师法”的称谓。两汉时期设立五经博士，建立太学，学而优则仕，读书主要成为了谋取功名的重要手段。魏晋以后，随着纸张的发明，读书不仅仅局限在功名利禄方面，也成为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左思《三都赋》完成之后，洛阳传诵，一时为之纸贵。这说明，消遣性的读书已经成为一时风气。此后，官学、私学并盛，尤其是各地书院，为当时的士子提供了广泛的读书机会。宋代以后，随着雕版印刷的普及，读书更为便利，以至朱熹很担心书多了以后，很多人反而不再专心读书。这就有点像现在网络的普及，很多书可以在网上查阅，阅读极为便利，但是读原典的人反而少了。

以上所说，主要还是有目的的读书。不能否认，这是中国古代读书的主流。读书是为了出仕，当然，也是为了求道求知。功利性很强的读书，多数情况下有点苦涩的味道。针对这种情况，宋代的陆九渊又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古代圣贤，尤其是三代以前的圣贤，无书可读，但不妨碍他们成为圣贤，因此，不必过于强调读书的作用。抛开这些争论，我们注意到，在古人看来，读书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就像庄子所说，得鱼忘筌而已。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读书，没有目的，我们称之为无目的的读书，就像孩子读小人书，成人读小说，完全出于娱乐，出于兴趣。很多出入经史的人，也从当初的有功利性的读书，转向无目的的读书，王国维说:“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收获。”你看他最初喜欢创作，但后来觉得文学可爱而不可信。于是他转向哲学，醉心康德、叔本华，并撰写了著名的《红楼梦评论》、《屈子之精神》等比较文学的经典之作。久而久之，他又觉得哲学可信而不可爱，于是又转向文学研究和史学研究，撰写了著名的《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他在《近三十年中国学问上之新发见》中自豪地宣称，20世纪初叶是一个“发现的时代”：最重要的就是殷墟甲骨的出土，为此他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被时人称作“预流”之作，为近代经史第一篇大文字。此外还有汉晋木简、敦煌写经、内阁档案、外族文字，他都随兴致所至，广泛涉猎，成为“近代新史学的开山”。在谈到研究经验时，王国维说：“研究一样东西，等到感觉沉闷的时候，就应当暂时搁开，作别样的工作，等到过一些时，再拿起来去作，那时就可以得到一种新见解新发明。否则单调的往一条路上走去，钻进牛角尖里去，永远钻不出来的。”

鲁迅在《读书杂谈》中说：“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牌有怎样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听得爱赌的人说，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页、每一页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知识的，但这些倒都不计及，一计及，便等于意在赢钱的博徒了，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嗜好的读书，“就如游公园似的，随随便便去，因为随随便便，所以不吃力，因为不吃力，所以会觉得有趣。如果一本书拿到手，就满心想道，‘我在读书了！’‘我在用功了！’那就容易疲劳，因而减掉兴味，或者变成苦事了。”法国哲学家梅里特在《人是机器》中也说：“征服全世界也抵不上一个哲学家在他的书房里所尝到的那种快乐。”这些哲人把读书的快乐表述得淋漓尽致，我们在日常读书生活中，都曾有过类似的体验，自不必多说。

总之，读书就是一个从无目的到有目的，再到无目的的过程，就是一个修身养性的过程，一个求知求道的过程。读书会让我们超脱，读书能使我们宁静，读书更叫我们满足。这是读书给我们的最大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