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常常称那些说话好引经据典、卖弄学问的人为“掉书袋”。

这个称呼的来历是这样的：我国明末清初时的文学家张岱在他著的《陶庵梦忆》中记载道，有一次他到一个读书人家去做客，天黑时，他要告辞回家，主人挽留他道：“请宽心再坐会儿，等看了‘少焉’再走吧！”张岱不明白‘少焉’是什么意思，便请主人解释。主人说：“我们这儿有位官宦先生喜欢掉书袋，因为苏东坡的《赤辟赋》里面有‘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的句子，于是就把月亮叫做‘少焉’。刚才我讲的‘少焉’，就是指月亮。”从此，“掉书袋”的称号就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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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不少论著，文风堪忧。古人所讥讽的掉书袋之风不仅没有遁形，反而愈演愈烈。所掉的书袋也扩大了阵容——不仅掉古书袋，掉的还有洋书袋、“今书袋”。

严肃的学术研究本应是借助已有理论、知识、经验对科学问题的假设、分析、探讨和推出结论进行证伪或证实的过程。掉书袋者则反其道而行，将创新演变成了以下几种歧途。

一是语录汇编。学者为文，引文连篇，请人代言，人云亦云，整篇文章找不到直抒己见的踪影，甚至基本常识也要引证，结果是满篇“引号+术语”。

二是故作古雅。学界有人学严复作《天演论》，追求古雅而忘了时代。结果是缺乏训练，尔雅不成，半文不白，内容似懂非懂，思想似清非清，弄得现代读者云遮雾罩。其实，学术语言具有时代特点，思想与时俱进的同时，语言也需与时俱进。

三是简单问题复杂化。一个一目了然的问题，掉书袋者常常将其复杂化，用术语堆起文字的迷魂阵。其实文章要精，长文好写，短文最难作。

四是神话连篇。有种“神话”文字令人望而生畏，这种文字主要来自翻译腔或翻译式写作。借鉴国外文献，未经纯熟的转换就落笔入文，字是中国字，（句）法是外语法。听不懂，看不明, 中西混杂，佶屈聱牙，难以卒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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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掉书袋者总不绝迹呢？究其因，无外乎：

第一，缺乏才情。才情不够，知识来凑。思想不丰，引文来充。知识有余，自创太少。心得不够，见解不多，靠知识堆积，而不靠心智提炼，导致不少论文或专著综述或引用过半，甚至达五分之四者居然并不罕见。缺少才情，导致信心不足，论述本已充分，但总觉得援引洋人或权威才可壮壮胆。乱堆观点，多方引证，还源于对所研究的问题并不十分清楚，或自己没有感受，只好借人说话，整个研究不经意间沦为一堆事实和抽象判断的杂拌。

第二，训练无素。简洁出思想并非生就的本领，而需要专门训练。季羡林文字干净，缘于其国学功底，更得益于其导师瓦尔德斯米特教授的学术训练。唯陈言之务去，学贵创造。真正做到了这一条，自然会将废话剔净，抛开无关引用。

第三，引之无文。引用文献也有学问。如果适当采取间接引用代替直接引用，即可以简洁晓畅之文传达深刻繁难之义。

第四，译腔作祟。受印欧诸语的影响，引用国外文献不会用短句表述，全是句法成分十全十美的长句，该省时不省，该简时不简，句子失去空灵，失去活力，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充分消化理论。有的学者写作也受翻译腔的影响，结果是学术语言越来越合法而缺乏灵性，越来越成为中外语的杂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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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不掉书袋？需要消化所读之书，几经反刍再回馈学界。为此，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智慧写作。求智慧的文字，必是有感于事实或理论的文字，是叫人战栗的文字，只有动心，才能动人。真学问既积于点滴，由事实生发观点，观点积小成大，由事实走向归纳，突出原创；也可由理论走向演绎，将一般演绎成特殊，将他人的思想渗入自己的血肉，再度表达出来，如出己心，进而避免简单引用。因此，要善于引用，他人思想若是极为精当，能代为心声，则可直引；若是见解不错，语言不简，则大胆转述和浓缩；若观点分散，则可综述。

二是专业训练。训练理论与事实相结合，理论论述时，事实有以一当十之效，以事论理，既可明理，又有实感。训练表述，力求专家看了不浅，外行看了不深，非专业读者阅读比较轻松，才能见出大家的功力。训练用百字缩千言，以尺幅秀千里，以少许胜多多，养成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文风。

三是略显文采。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有时，我们的学者并不缺乏思想，缺的是深入浅出表达学术思想的功力，其思想多淹于晦涩的语言。吕叔湘著文既求学术，又求可读，他撰文的两个理想是：一是谨严，一个字不能加，一个字不能减，一个字不能换；一是流畅，像吃鸭梨，又甜又爽口，简明耐读。钱锺书、费孝通、季羡林等学人海外归来，学贯中西，可是回到国内，撰文著书，无不明白简洁，所引文字都极为精当，也引得必要。可见，凡真学问者，都能把深奥说得简明。

四是深入浅出。用最浅显的文字表达最深刻的道理，是问学的至高境界。至于深入深出，深出固不可取，但深入仍是前提；浅入浅出，适于普及，不失其用；浅入深出，则是文章大忌，浅入囿于认识不深，深出则因表达不逮。

总之，做学问我想应该深入浅出、平易近人、准确生动，这样的学者才更利于思想传播，即使做严肃的学术研究，又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