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祝家庄村在平朔露天煤矿与神头电厂之间，分前村后村，东边是前村，西边是后村，后村人多。前村有张王李赵诸姓，为杂姓村；后村以符、齐二姓为主，建国后两村合二为一。

祝家庄是个大村，旧时代在同宁古道的大路口，有四家车马大店。大店俱在西村：岳海店，有正房11间，大门在北，圈在东首。张大恒店，在岳海店东，有五间正房，五间西房。岳堂店在张大恒店东，有正房六间，南边是两间大店，顺山大炕。张万枝店，在岳堂店东，有正房五间。车马大店一般接待拉炭、运粮车。

还有叶万鳌开缸坊做酒，有五间正房。

大村，匠人自然就多，最多者铁匠，有四五爿烘炉。殷泉、殷海弟兄俩，齐明、齐佐舟弟兄俩，符芬、符海弟兄俩，还有张沛，各有一爿烘炉。集体化以后的铁匠是尹德贵，村里成立了加工厂，把铁匠和其他匠人集中到一块，给本村和邻邦乡村做活儿。

毡匠有殷富成、齐德顺、张天德、周青，擀毡帽是最基本的活儿，旧社会男人们普遍戴毡帽，毡帽沿还有两个耳朵，天寒风大的时候放下来。

罗儿匠是徐占儒。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祝家庄村都有打门鼓之人。旧社会有一班门鼓，师傅是张珍，领着徒弟符大林、李秀、孟三。他们都是盲人，不懂得偷奸取巧，听见人们叫好，一个劲儿地吹，不要命地吹。现在都是年轻人，男男女女，西装革履，油头粉面，价钱高，扣的紧，名目多，动一动就加钱。人多了吹一阵，看见没人或者人少就停下来。时代不同了，有眼的不如没眼的实诚。

朔城区祝家庄村大集体时叫祝家庄大队，分10个生产队。1973年有607户，2322口人，土地8546亩。

土改后，有些困难户缺少劳力、牲畜、资金，难以生产，出现了撂荒，出卖土地的现象。

1951年朔县开始建立互助组，实行自愿组合，等价交换，在人力、畜力等方面互相帮助，土地为各家私有。

符满贵今年（2019）90岁，他说那时祝家庄互助组有20来个，每组10户左右。他是10组组长，他们组有10多户。

那时他家有六口人，20来亩地。土改分地是按户分，后来按人口分。一般每户分六七亩地，有的十几亩。

他兄弟符满金到大同煤矿当工人，把七亩地留给哥哥。

符满贵还分到一头牛，一匹骡子。每个组仅三四户有牲口，大多数人家没有。

1955年初级社，1956年全部入社，共五个生产队，符满贵是五队队长，五队有2000多亩土地。

入社的第二年他娶了媳妇，媳妇叫孙玉梅，娘家孙家咀村。花了100多元，借了50多。本家侄子符强在呼市当工人，借给他30元，亲朋好友借给他20元。彩礼花了40元，给女方买了衣服，做了一套被褥。

农业学大寨时期祝家庄有10个生产队，符满贵是10队队长，有1000多亩土地，种700多亩玉米。他们队每年种10来亩倭瓜、葫芦、西瓜，每口人分二三百斤，不算口粮，调剂社员生活。

1973年中共朔县县委推动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蓬勃发展，11名常委除一名坚持日常工作外，10名分别蹲了九个点，17名公社党委书记都有自己的点。

祝家庄大队在村南建起一个千亩丰产方，清洪渠水和田间道路笔直，渠道两旁树成行，井成排，地成方，真正达到高标准园田化，渠、路、树、井、机、畦、沤肥坑七配套。

仅此还不够，县委领导提出建设七配套千亩丰产方的规划，祝家庄村仅用一年又建成三个林网化的千亩方，打井31眼，修防渗渠11000多米，使6200亩名誉水地变成清水保浇田。1972年大旱之年，粮食产量达250万斤，给国家提供商品粮100多万斤。

这期间全大队共购置了中小型农用机电100多件，部分农副业生产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1970年秋，全村男女老少投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经过一年多的苦干，深翻地2000多亩。

1973年10月4日，中共朔县县委转发了《祝家庄大队的调查》，说：“几年来，他们在改变农业生产条件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这就是：小突击，大会战，专业队，常年干，由于他们决心大，干劲足，方法对，所以基本建设的质量越来越高，进度越来越快。两年多时间，打井30眼，修渠30条，总长28000米，打地框1000多条，总长36万米，搞防渗渠近万米，筑石口38个，建田间桥涵15个，挖田间粪坑12个，这些工程共动用土方19万方，动石方5500方。使三个高标准千亩方做到井、机、渠、路、林、桥、涵、粪坑八配套，另外两个千亩方也初具规模，实现了人均2.5亩水浇地，初步扭转了十年九旱，低产不稳的被动局面，取得了农业生产的主动权，为全面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创造了有利条件。”

农业社时社员们苦很重，一出勤，两送饭，晚上还要加班干。1956年全部入社后，每个小队做饭，派人送饭。一般是小米粥，用大桶装开水。黑夜还要开会，临晨四点队长就要喊人们出工。田间地头还要学习，读报，忆苦思甜。

温泉德今年79岁，他35岁那年大队派他装火车，有补助，他觉得挺好。后来队里不让他装火车，让他赶车，他不想干。队长就让他抓粪，种小麦、山药、莜麦、玉米。三个月下来，肚皮上都磨出茧子。

齐德礼今年90岁，大集体时给七队耕地，耕了七八年，一天耕五六亩，最多耕七八亩。有的地远，第二天再去不值得了，趁着天还没有黑透，把剩下的地耕完，这叫“捎昏”。

符满贵说，那时的队长有政治队长和生产队长，无论哪个队长都解决不了社员的思想问题。给队里干活与自家干活不同，很多时候社员干活不认真，不出力，有人经常哄人，锄谷子应该是四锄，但一些人只有两锄，嚓嚓两下把草埋住就了事。当队长的经常检查质量，但很多人这么做，你骂谁，骂得过来吗？

1964年农业学大寨开始，当年人均粮食过了“黄河”，1969年第二次学大寨，人均粮食过了千斤。前后七年时间粮食产量忽上忽下，徘徊在200万斤左右。

1964年打的十几眼井淤的淤，塌的塌，几乎全部报废。

1967年建起的小苗圃，不除草，不浇灌，不追肥，树苗成活率很低，建千亩方植树还得到国营林场去买。

1970年到1972年，全大队每年平均有适龄母畜43头，空怀的即有一半。有的虽然生下来了，但因为群交乱配，大部分退化不能使役，导致近三年买牲口的钱就花了六万多。而近三年的牧业收入，仅仅有5573元，不到买牲口款的六分之一。

8000多亩耕地，除了一条洪水渠上有两行树外，其他地方根本不植树，因为树少，作物每年遭受风沙霜冻袭击。

当然，后来大片林发展到540亩，零星树发展到28.5万株，育苗地由80亩扩展到150亩。1972年猪只达到户均0.7头，畜牧业的发展使肥料显著增加，1972年亩施肥40担，1973年达到50担，重点田达到80担。这些都是调查取得的，具有一定真实性。

同时，调查报告中还说，在抓农林牧的同时，他们还抽出一部分劳力开办砖瓦窑、粮食加工厂，组织起采石组和装卸运输队，每年的副业收入可达10万元左右。两年来新购两台拖拉机，26部水泵，还有其他农副业机械80余件。

但是在计划经济年代，无论是何种副业都不可能壮大，因为大了就属于资本主义，就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

《调查报告》中说：“过去，由于对社员家庭副业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界线划得不清，因而把一些社员的正当家庭副业当做资本主义倾向批判了。”“因此在保证集体经济发展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鼓励社员发展了家庭副业。”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连续两年超额完成了国家鲜蛋和生猪收购任务，支援了国家，改善了社员生活。”

允许社员有正当的副业收入，主要是着眼于城市供应的短缺，同时也使农民具有最低的购买能力。

1972年上级要求祝家庄大队种植党参，队干部们认为党参费工，成本高，不愿意多种，但上级说种植党参不仅是人民生活的需要，也是战备的需要，支援世界革命的需要。不能把种植计划单单看做是生产安排，而要把它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去认识。按计划种植，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按自由种植，就会走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

二

1961年到1962年有自留地，1963年就取消了。1973年和1974年开展路线教育，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个人不能做小买卖，连鸡也不能养。

种的瓜不能卖。张成士是个光棍，分了几颗西瓜，蹲在公路边卖，被下乡干部骂了一顿。因为没钱，分下舍不得吃，想卖但不让。

鸡蛋和生猪是大集体时期农民换钱的基本办法，但养猪允许，养鸡可以，但鸡蛋不能卖。

但苦很重，学大寨农民大干夜战，黑得啥也看不见，干只是一种形式。学大寨如果只是干还好说，上级还要学习成果，成果就是粮食产量。1973年上级让祝家庄大队增加粮食上缴40万斤，后来又追加了20万斤，人头30斤。当时野豌豆不计粮食产量，朔县全部计算。后来大约觉得太多，又把20万斤减了。

从1971年到1975年县里腊壑口东西干渠。一共搞了五年，1975年通水。东干渠到神头、红壕头、大夫庄。祝家庄住着500多解放军，贾庄、福善庄1000多民工上地参加劳动。祝家庄村分了200米工程，每天睡三四个小时。从村庄到工地十多里步行，中午不回家，送饭，吃小米粥、玉米面窝头，一筐一筐地往上背土。

祝家庄村大，清理阶级队伍时有问题的人即有130多个，土改时有21户富农，三户地主。

这些人叫四类分子，犯了错误或者没错找错都要批斗，出工不计工分，白干。早午晚扫街，担水浇树，掏厕所。批斗时捆住，脖子上挂着牌子。无论到哪里都要请假，没有丝毫自由。

赵增是地主，土改时爷爷跑到口外，他慢了一步，藏到场面秸秆里，民兵搜查，他跑出来被一枪打死。

他的儿子赵世祥当教员，文革大批斗，熬不过去，喝砒霜自杀，死时40多岁。

符成洲是富农，农业学大寨时得病死了。他的儿子符来娶过媳妇有了儿子，媳妇嫌跟着他挨打受气，和他离了婚，带着儿子改嫁。儿子随继父改姓杨，长大后当了铁路工人，后转成干部。

女人和儿子走后不多年，符来便患病死了。听说，近年来儿子才把自己的姓改过来，重新姓符。

土改前有人抽洋烟、赌博，把地全卖了，结果闹好了。三查时，地主、富农借钱卖下的地不要了。1947年到1953年，有人把分下的地卖了，有人买上。李如因为买了别人的地，被定为新富农。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分地，原大队干部符渤抓了个末号，分了一块十二三亩的地，实际上对面还有块15亩的地，一并变成他的。当时人们对地不咋稀罕，估摸着分。

1985年神头二电厂占地，一亩地给1000多元，神朔大道占地一亩给820元，后来人们告状，一亩地成了2000多。高速公路占地一亩给2600元，2012年长成42000元。

历史潮流，个人运气，对你的生活都有很大影响，甚至决定了你的命运。

大集体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也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如今，如何最大程度地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焕发中国经济的活力，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

未来在等待着我们做出回答！

（感谢赵玥先生两次与我一同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