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我眼中的徐云龙（下）

    1999年7月23日，夏天，湿热。21岁的我和20岁的徐云龙住进了那个套间儿，我外屋，他里屋，一起养伤、治疗、唱歌、吃饭、聊天。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我也不例外。21岁的伤就像衣服上的土，用手一掸就下去了，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别人总问我，为什么我们能一起住这么长时间，而且关系一直很好。没有为什么，就是脾气相投。我感性，他理性，场上很少出现我们一起攻击裁判的事情，印象中肯定有，但那肯定是把我们都逼急了。

    徐云龙在球场上显得霸气外露，其实生活中挺细腻的，考虑问题也周到。我就不是，给人的感觉是大大咧咧，但也挺有心眼儿的。熟悉我的朋友都说：“谁要说杨璞傻谁才最傻呢？”这到底是夸我还是骂我呢？虽然细节有区别，但整体上我们都属于没有特别多的琐事儿，很随性的那种人。谁能想的到，像我们俩这样的大老爷们也能因为一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不说话呢？反正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特别有意思，但在当初这种事情确确实实发生过。
 
    别问我到底是什么事儿，真的记不清楚。不信问问徐云龙，他肯定也记不清楚。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真记清楚了，也就不是现在的我们了，我们也极有可能在很早以前就不住在一起了。一般情况下，事情发生后，会有那么一两天甚至更短的冷战，也就是大家互相都不说话。开始没什么感觉，到了后来就互相都绷不住了。这种“破冰”的工作没什么难度，有时候是我，有时候是他。比如，云龙看着桌子上随便一个东西问我：“这是你的吗？”我就说：“是啊。”这房间就我们两个人，还能是谁的？哈哈。反正随便找个话头就重新开始，结束冷战。

    不但性格上比较一致，我们俩的购物习惯也有相同点。比如说买车吧，我1999年年底给我爸买了一辆捷达，云龙给他爸买了一辆塞纳。那时候我们都还不大，感觉挣钱了，能给父母买点儿东西是一件特别高兴的事情。当然了，还有一个原因是那会儿我们都没有车本儿。大约在2000年的时候，我、云龙、田野等一大批人才一起去学的车考的本儿，随后我们才各自给自己买了车。

    云龙喜欢车，平常没事儿的时候就喜欢在房间里看汽车杂志。车对于我来说就那么回事儿，谈不上喜欢，因为我是“时尚界人士”。我的床上、桌子都是时尚杂志。不但如此，我当时的着装风格也都非常前卫。记得那会儿我经常穿瘦腿裤，效果很让我满意，云龙就不成，他腿太粗，只能穿运动裤或者特别肥的工装裤和仔裤。没辙，谁让他力量那么好呢！除了裤子，还有耳朵眼儿风潮也是我带起来的。差不多是2000年的时候，我自己在三里屯北街逛游，看到一个店的玻璃窗上贴着各种招贴画，我就从窗户往里看，里面是纹身的打耳洞的，我当时就觉得好奇，直接进去弄了一个。

    开始我以为是要用什么打眼儿机穿一下，其实就用一个耳环一穿，直接戴上，一点儿都不疼。我现在一共有两个，一个在耳垂上，一个在耳骨上。回到宿舍云龙就问我：“疼吗？”“一点儿都不疼，就一下。”我跟他说完，他第二天就去打了一个。现在我不做职业球员了，上班的时候肯定不会再戴了，只是平常没事儿的时候拿出来玩玩。
 
    除了在时尚领域我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外，保健方面也是我的强项。这里要特别提一下乔里奇，他虽然带队时间不长，但一些理念我还是记的挺清楚。主要有两点：一、他说训练之余就不要穿运动服，应该穿自己的衣服；二、训练结束后，洗完澡应该在床上躺30分钟左右的时间，这个时间能起到最好的恢复作用。我平常很少穿运动服，而且训练结束后特别喜欢在床上躺着。我不但躺着，还喜欢不穿衣服躺着，太舒服了。刚开始云龙看到我的状态还不适应，总说“你又毛病吧”但后来他也学会了，就都有毛病了，哈哈。说实话，效果确实挺不错的。

    我不穿衣服的时候充其量是一个普通中国运动员，云龙要是不穿衣服就变成了“非洲运动员”。尤其是他在20岁那会儿，好家伙，那身体条件绝对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名顶尖足球运动员，甭管你是非洲的、还是从非洲去欧洲的、或者压根一直就在欧洲的，真的都不在了。我还发现一个有趣儿的现象，但凡身体好的人，身上都特别滑。那会儿云龙洗完澡我特别喜欢摸他大腿，跟缎子是的，特滑溜。我摸了他就会半开玩笑的瞪着我说：“你丫烦不烦。”我也手欠，下次看到他还继续摸上一下。当然了，我也是很有分寸的人，后来人家有媳妇我就不摸了。

    在这些没用的地方我虽然心眼儿不少，但正儿八经的理财能力我肯定要甘拜云龙下风。作为球员，也没有什么理财的时间和想法，但大家都觉得挣钱之后得干点儿什么。我干的主要的事情就是花，这还要说是周宁给我传授的经验比较到位。那是我刚入队的时候，有一次周宁在小白楼外面洗车，我就在旁边跟他聊天。那会儿他已经有车了，我还是一个小孩儿。他一边冲车一边说：“这钱就得花，只有花出去的钱才是你自己的。”正合我意，于是，我就花，有钱花，没钱也花。

    云龙也花钱，但显然更理性，他都把钱花到买房上。现在大家都知道买房，认为这是保值增值的产品。云龙10年前就开始买房，有了钱就买房。不但买房，还会把买来的房子卖掉。我也买了房子，但真没有通过房子投资理财的概念，就是买了房子自己住，到现在我也都还是这个观念。理念的距离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我们投资回报的差距。所以我认为，云龙要是搞个商业肯定有前途，他的脑子太好使了。

    脑子好使仅仅是成功的一个方面，徐云龙的强项还在于目标坚定。记得2009年争冠前几周的一个晚上，第二天比赛，我们俩关了灯之后就准备睡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就是睡不着，不停的“翻烙饼”，然后听他那边儿也是不停的翻来翻去。我一下就把灯开开了，问他：“怎么了，睡不着？”他说：“是。”云龙睡不着其实挺少见的，从先农坛开始他就是出了名的睡的快，每次我们在房间里聊天都是他第一个没声儿的。在小白楼那阵儿，我们俩分别在两个房间，睡觉前聊两句，然后互相一喊：“睡了啊。”大家就都着了。那天又是怎么回事儿呢？“聊会儿？”我提议。“成。”他说着就从床上爬起来了。

    到现在为止，我都认为那次彻夜短谈是我们俩聊天聊的最深刻的一次，核心就一个问题：人生理想。我问他：“你到底有什么目标？”他的回答很简单：“我就想挣五千万。”他问我：“你以后想做什么？”我说：“等我退役之后，我想做点儿自己的事情，反正不想碰足球了，踢球踢的时间太长了。”他的目标什么时候能实现我不清楚，反正我当初说的话现在看是实现不了了。而且我分析，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热衷于现在的工作。可能是当时聊的比较透彻，不一会儿我们就困意袭来，然后，睡觉。

    有时候，一觉醒来会发现世界彻底变了。2009年再醒来的时候，我们队已经是中超联赛冠军了，我自己也到了退役要说再见的时候了。

    2010年冬训开始了，我没有去昆明，也不用再去昆明了。一天晚上，我吃饭的时候，接到了《新京报》记者张磊的电话，他电话里对我说：“徐云龙吃饭拿房卡出门的时候，对着屋里的长庆喊‘走啊，杨璞’……”他问我有何感想，我说：“你这是逼我流眼泪啊……”于是，再干一杯。很多朋友后来都开玩笑说是徐云龙“撒癔症”，我自己却知道这是十几年生活的惯性延续。

    球队从昆明回到北京再集中的时候，我也回去收拾东西，到原来的房间收拾一些东西。一进屋，很自然的就把我的书包和衣服放到了原来我睡的靠窗的床上。刚放下就感觉后面人有拍我，一看是徐云龙，他刚训练完，露出一脸坏笑看着我，对我说：“大哥，这床现在是我的。”一句话逗翻了屋里的所有人。

    在队里，这种“起哄架秧子”式的玩笑肯定少不了，这是我们生活的重要调节环节。当然，对于运动员来说，最痛快的当然还是那种类似于创造了奇迹之后的群情激昂。1999年年底我赶上过一次，那次所有人真是都彻底的忘我了。兴奋的由头很简单，就是因为高雷雷打进了辽宁队一个球半扳平了比分捍卫了工体的荣誉。所以，下面还是回到1999年的赛场上，说说那场比赛前后不为人知的内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