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杰

    我们时常听闻人们说道，中华民族乃是文明古国，文化源远流长。又时常耳闻治理国家要法治与德治并举。法治是制度的治理，德治是为文化的治理。我们在现当代语境下又应该如何辨析文化与制度呢？如果我们可以深刻的理解二者，那么对法治的见解也必然更加深入。

    文化的“文”所指广泛。单纯就文治武功而论，治理国家应该偏向文，而打天下则要依赖于武。固有天下可以马上得之，岂能马上治之的论调。治理国家于文的捆绑使得守成者倾向于以文取士。科举之开辟就是此国策的最佳诠释。宋朝之时，治理天下的就是一群纯粹的文人。不仅是文学家治国，更有画家、书法家治国。由于文与艺又是紧密相连，所以也可以说是艺术家治国。文治在宋朝的时候发挥到了极致。一旦出现在武方面强劲的对手，则必败无疑。于是我们就不难明白宋朝如何亡于善于骑射的民族之手。

    制度治国，我们追溯历史，会发现统一天下的秦帝国第一次在中华大地上把其发挥到了极致。法家商鞅所制定的律法为秦朝所沿袭。这个伟大的法学家基于对人性的洞察，制定出一套激励百姓的制度。譬如以军功定爵位，让平民为身份利益争先恐后。法律治理的效果让秦国的统治者大为震惊，于是就延续了几代，天下终于在嬴政手中得到了统一。在大约两千年之后的满洲人也制定了简洁有力八旗制度，军民合一，击溃了摇摇欲坠的明王朝。清朝的崛起也是得益于此八旗制度。至此我们清晰地看到了，第一个王朝与最后一个王朝的兴起都与制度治国密不可分。

    文化与制度，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治国者不可偏颇。进取者以制度取胜，但是过度推崇，则有元帝国覆灭的教训。守成者以文取胜，同样宋朝也因此而积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