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这些定义逐一进行解析时采用的方法之一，是将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文化定义根据一些“基本主题”进行归类。归类的结果是得出九种基本文化概念：它们分别是哲学的、艺术的、教育的、心理学的、历史的、人类学的、社会学的、生态学的和生物学的。文化的这九种基本概念实际上也是对西方文化发展历史的一个概括，作者指出，大多数文化定义是可以在这九个门类下得到说明的。

第一，就文化的哲学概念来看，它无疑是一切文化定义中最为古老的传统。早在两千年以前，西塞罗就提出过文化相等于哲学或者说心灵的培育。这很显然是将文化同个人心智的发展联系起来，进而联系到知识、智慧和理解力的获得。这里牵涉到文化(culture)一语的本义培育(cultivation)。“文化”一词，缘起拉丁语动词colo，意即培育，当然最初是培育可见的东西比方说庄稼，然后才引申到心灵。如是文化就成为个人修身的一个过程。这其实很可以同强调修、齐、治、平的儒家文化展开对话。要之，这个传统中的“文化人”，就多少贴近于儒家传统中的“君子”。但文化的个人性质和过程性质，在这里是两个都不容忽略的要素。事实上正是这里文化重过程不重结果的特点，使它同文明见出了分别。在相当一部分理论家的概括中，文化多被视为导向某种成果的累进运动，文明则被视为成果本身。

第二，同哲学的文化概念相仿，艺术的文化概念也具有悠久的历史，它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产物。但是比较文化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主要同缪斯结盟，与诗的关系，包括史诗、抒情诗、音乐、悲剧、喜剧和舞蹈等等尤见密切一层，今天它同艺术的关系要广泛得多。一般认为它包括了行为艺术如音乐、戏剧、歌剧、舞蹈和哑剧等；文学艺术包括诗歌小说等等一应创造性文字；视觉艺术如绘画和雕塑；环境艺术如建筑、城镇规划、都市规划、景观设计等等；以及工艺如编织、制陶一类手工艺术。这一类概念中强调的是文化所具有的创造性质，而创造性恰恰是艺术活动的生命力所在。艺术家经常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精英人物，他们总是不满现状，力图破除成规，探新求异的那一种叛逆精神，也非常合乎文化自身更新发展的需要。问题是艺术这个概念本身太为含糊，它的内涵和外延在不同文明和不同民族的语境中，大都可以得到不同的阐释，这自然也就影响到同它绑在一起的文化的定义。

第三是教育的文化概念。它的理论依据是文化是光，是个人也是社会的内在的光。文化如是便成为通过接触无边浩瀚的知识和智慧的积累，让光把心灵和精神照得雪亮。这很显然是一个非常具有启蒙意味的传统。但文化作为教育和学问，于此并不限于正规教育。它不仅包括初等、中等、高等、成人以及特殊教育等等的一切方方面面，而且包括一切非正规的教育和求知形式。正所谓人是活到老，学到老，当中未必具有明确的功利色彩。这又回到了文化是培育人的心灵的古朴传统。

第四是心理的文化概念。它是19世纪中叶文化的、哲学的、艺术的和教育的概念交相糅合的产物，其代表人物就是英国诗人和文学批评家马休·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1869年出版的《文化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阿诺德认为文化就是求知的完美，是怎样来获知这世界上同我们有关的最好的思想。文化因此有一种激情，一种追求甜美和光明的激情。而且两者是相通的，反追求甜美的人，到头来会得到光明；追求光明的人，到头来也能得到甜美。这里甜美指的是艺术，光明指的是教育，文化就是通过艺术和教育的途径，以臻人格的完美，它同样还是带有非常明显的个人性质，其表述的与其是说外在的物质文明，不如说是内在的心灵状态，精神和肉体的两相和谐。阿诺德也讲到了“文化人”，而且话中已经很清楚表现出种文化大众化的倾向：

伟大的文化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具有一种激情，要将他们时代最好的知识，最好的思想从社会的一端传播、搬运到社会的另一端，使之流行不衰；他们殚精竭虑，要为知识去除一切粗糙的、粗野的、难解的、抽象的、专业的和孤傲的成分，要把它人性化，使它在绅士和学者的圈子之外，也见成效，与此同时，又保留了时代最好的知识和思想，因而成为甜美和光明的真正源泉。[1]

第五，历史的文化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克洛依伯和克勒克洪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广义的文化概念包括过去遗产的全部积累，无分大小新旧，彼此相干或全不相干。这样一种不作辨析全盘收下的做法看似简易，实际上却因为它过于宽泛而难成其为一种定义，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因此有狭义的文化图式，它指的同样是过去传统的积累，但这积累之所以成其为文化，前提是它们表征了时代的见证，故而为今日的个人、社会和民族所高度重视的。不过广义的也好，狭义的也好，历史的文化概念大致可以用以下定义来加表述：

文化作为一个描述性概念，从总体上看是指人类创造的财富积累：图书、绘画、建筑以及诸如此类，调节我们环境的人文和物理知识，语言，习俗，礼仪系统，伦理，宗教和道德，这都是通过一代代人建立起来的。[2]

第六，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也是19世纪的产物，其最有权威的定义来自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1871年的《文化的起源》。泰勒视文化和文明为一物，提出从人种学的广泛角度来看，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泰勒给文化所下的这个定义，比较先时的哲学的、艺术的、教育的、心理的和历史的文化概念，被认为是一个分水岭。分别在于先时的定义或多或少总是偏向某些方面，泰勒则是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说明。文化如是成为人类经验的总和，它不复是某些阶级的专利，相反恩泽广被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这于在阿诺德已初见端倪的文化的大众化和平民化倾向，更是一大进步。此外它致力于从总体上来观照文化的态度，明显也一路下延到当代西方对文化的分析模式。

第七，社会学的文化概念与人类学的文化观念几乎同时勃兴。但不同与人类学的文化观概念强调“错综复杂的总体”，社会学的文化概念将重心移到社会共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特征等等方面，有代表性的定义如美国社会学家保罗·布莱斯蒂德(Paul J. Braisted)：

文化是一个具有多种意义的语词，这里用作更为广泛的社会学含义，即是说，用来指作为一个民族社会遗产的手工制品、货物、技术过程、观念、习惯和价值。要之，文化包括一切习得的行为，智能和知识，社会组织和语言，以及经济的、道德的和精神的价值系统。一个特定文化的基本要素是它的法律、经济结构、巫术、宗教、艺术、知识和教育。[3]

与社会学的文化观念息息相关的是种族、伦理、阶级、性别和身份等等，这都是当代世界中举足轻重的热门话题。与之紧密联系的还有语言和交流，因为正是在交际和语言之中，连接人和社会的纽带或者是得到了发展，或者就是停步不前。当代社会中，语言和交流最典型的载体便是传媒，或者说，人称之为“文化和传播产业”的出版、广播、电视、电影、音像、电脑等一应行业。毫不奇怪，谁拥有、操作和控制这些传播手段，以及它们传播的是怎样类型的信息，正在日益成为一个超级文化问题。因为对现代传媒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丧失，意味着国家的文化表述、它的身份、主权乃至生存，都将面临生死攸关的威胁。

最后，作为对人类学和社会学文化概念的一个反拨，乃有生态学和生物学的文化概念。这是因为后者看来，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文化概念虽然红极一时，却都是在围着人类和人类创造的产品打转，对其他物种的存在和自然生态环境或者是估价很低，或者是认定它们想当然是为人类存在。生态学和生物学的文化概念旨在说明，文化并不仅仅限于人类和人类的创造，它同样适用于其他物种和整个自然领域。具体来说，生态学的和生物学的文化概念是生态环境运动的产物，视文化为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一种互补的象征关系，一个对话交流的过程。它旨在使人意识到技术的高度发展并没有解除人类对自然的传统依存关系，相反因为人类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掠夺和污染，更强化了这一关系。如是自然在文化形构的过程中，势将出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同样人类文化的建树，必须考虑进植物、动物和其他一切生命形式，因为人类永远与它们有着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为过分的互依互存关系。当代社会中呼声益高的环境保护、植物保护和动物保护运动，由是观之，与此类文化概念应是有着太为密切的联系。

本部分主要参考：

1.陆扬：《大众文化理论（修订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二版；

还可参见：

2.陆扬 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10月第一版；

3.陆扬 王毅：《文化研究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

曹晋彰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