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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2022-10-29 18: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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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钱币

失蜡法铸币

祭祀大钱

元朝钱币

分类: 一孔之见

入主中原、一统江山——蒙元时期所铸祭祀大钱综述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疆域最大的大一统王朝,历时98年1271年—1368年)1206年,成吉思汗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国。先后攻灭西辽、西夏、花剌子模、金朝等政权。1260年忽必烈即位称帝,建元“中统”,定都开平府(上都)。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次年定都大都(今北京)。1279年,彻底灭亡南宋流亡政权,结束了战乱局面。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凭借武力夺取和稳固政权的同时,蒙元和历朝历代一样在国家存续期间都持续不断地为举行祭祀活动而铸有祭祀大钱。这些遗留后世的祭祀大钱是蒙元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等诸多方面最直接物证。

    一、蒙元祭祀大钱有其不同往朝的自身特色
    历朝祭祀大钱的形制、等级规格和钱背标记已经形成定制,后朝因循前朝几乎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历朝都会刻意将祭祖大钱和祭祀天地的大钱面文写成两种风格不同的字体,祭祖大钱钱文书风凝练生动,而祭祀天地的大钱钱文书风端庄刻板。两类大钱钱背样式也有区别,祭祖大钱一般都在钱背地张上加铸阴刻纹饰或为光背钱,而祭祀天地的大钱一般都在钱背地张上加铸凸起的阳文标记或为合背钱。在遵循上述成规定制的前提下,为了区分本朝与其他朝代所铸祭祀大钱,历朝也会令钱背纹饰和标记有所变化。比如蒙元的祭祖大钱钱背就使用了对蝠四桃阴刻纹饰:钱背穿孔两侧是两只展翅对飞的蝙蝠,穿上穿下分别为一对连枝带叶的寿桃。这种纹饰虽然早前的唐朝已经使用过,但蒙元的纹饰与其是有区别的。唐朝穿上穿下的寿桃枝丫都朝上,而蒙元穿上穿下的寿桃枝丫都朝向穿孔方向。蒙元纹饰较唐朝纹饰硕大,两者细节刻画也有差异。蒙元再次启用的对蝠四桃阴刻纹饰,是区别于其他朝代祭祖大钱的独特标识。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唐朝对蝠四桃纹(左)和元朝对蝠四桃纹(右)对比

    祭祀天地的大钱钱背铸阳文标记,从大蒙古国时期所铸“大朝金合”钱开始,已经出现了穿上仰月、上月下星、上月下空心星、四星等标记,后来又陆续出现了上月下空心日、四月孕四星等标记。这些标记虽然前朝也有见,但蒙元使用较为集中频繁,基本构成了贯穿始终的蒙元祭祀天地大钱的钱背体系。而历朝都有见的合背钱蒙元却较为少见,目前只见到“大德通宝”和“至大通宝”两种。元世祖忽必烈继任大蒙古国可汗建“中统”年号后,首创了一种上斜月下星钱背标记,后来至元年号又出现了仅在穿上铸斜月的标记,这两种钱背标记后来频繁使用,成为元朝特有其他朝代所无钱背样式。祭祀大钱标记的特殊性,使得当朝祭祀大钱更容易辨识。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笔者集藏的“中统元宝”背穿上斜月下星外郭出水菱荷纹大钱,直径72.2毫米,穿宽12.3毫米,外郭宽11.5毫米,厚5.5毫米,重141.8克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天马泉友集藏的“至元通宝”背穿上斜月外郭多福天降纹大钱银质,直径70.5毫米,穿宽12.0毫米,外郭宽11.5毫米,厚5.2毫米,重99.4克

    蒙元祭祀大钱的钱文也有其自身特点。至元年间,元世祖忽必烈责成国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文字,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蒙古新字”制成颁行全国,俗称“八思巴文”。此后,至元、元贞、大德、至大四个年号期间都是汉字和八思巴文两种面文的钱币兼铸。但由于元朝疆域大部分都是汉族地区,铸制鲜有人能识的钱币意义不大,皇庆年号以后元朝不再铸制八思巴文钱币。元朝汉文钱币钱文书法整体不精,前期更差一些,后来逐渐有所进步。这与蒙古人不擅长汉字书法有关。历朝祭祀大钱的钱文皆由皇帝或重臣所书,蒙古人书写汉字难免笨拙。入主中原后,随着对汉文化学习了解的逐步加深,书法水平也逐步得到了提升。从中也可以看出蒙古人入主中原后逐步汉化的进程。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泉之恋泉友集藏的“至元通宝”蒙文背穿上仰月外郭双凤飞天纹大钱,直径72.5毫米,穿宽11.9毫米,外郭宽11.5毫米,厚度5.5毫米,重136.3克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团长泉友集藏的八思巴文“大德通宝”背上月下星外郭云龙幻化纹大钱,直径96.0毫米,穿宽17.0毫米,厚8.5毫米,重390.72克

    蒙元时期祭祀大钱大都因循了历朝方孔圆钱的形制,但个别也有特例。如元英宗至治年号所铸“大元至治”祭祀大钱,面背都采用了狭小的菱形穿孔、四角四出到外郭的样式。这种样式与传世行用钱是一致的。其实这种对应关系并不是先铸制了某种行用钱,再据以铸制祭祀大钱。而是在改元时首先设计制造了祭祀大钱,因为祭祀天地祖宗才是第一要务。然后采用相同钱文和制式铸制少量行用钱作为改元的纪念币。如果不是史书有记载的大规模铸钱,大抵都是这种情况。行用钱只是铸制祭祀大钱的附属品。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翠海金湾泉友集藏的“大元至治”面背四出背四星外郭对龙抢珠纹大钱,直径95.9毫米,穿宽12.5毫米,外郭宽15.7毫米,厚8.9毫米,重415.2克

     元统三年(1335年)十一月,元顺帝以“祖述世祖”名义再次启用“至元”年号。所谓“祖述世祖”,就是要效法元世祖忽必烈的所作所为,发扬光大元世祖的丰功伟绩。所铸“至元通宝”祭祀大钱为了与忽必烈的前至元年号钱相区别,也采用了菱形穿孔的特殊形制。前后两种“至元通宝”不但形制有别,面文书法当然也不可能一样。但许多钱谱对前后两种“至元通宝”行用钱都出现了分辨不清的情况。其实祭祀大钱钱文与行用钱钱文皆为一家手笔,如今我们将前后两种“至元通宝”祭祀大钱区分开来了,与之相对应的行用钱也是不难区分的。详情可参阅拙文《前后两种“至元通宝”祭祀大钱辨析》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泉之恋泉友集藏的“至元通宝”背穿上斜月下星外郭七龙戏珠纹大钱(后至元铸币),直径72.3毫米,厚5.6毫米,重146.8克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笔者集藏的“至元通宝”背穿上斜月外郭七龙戏珠纹大钱(前至元铸币),直径96.1毫米,穿宽17.1毫米,外郭宽15.0毫米,厚8.4毫米,重388.5克

    还有一种元成宗元贞年号所铸八思巴文“元贞通宝”祭祀大钱,采用了方形穿郭圆形穿孔的样式,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独出心裁的分类方式。这种特殊形制的钱币后来多见于清朝样钱,俗称金口未开,实则是为了与行用钱币相区别。由于铸工与历代祭祀大钱一样精整,泉友往往将其误判为雕母。元代圆穿祭祀大钱的出现,不但为这种形制钱币追溯到了源头,而且证明其与历代祭祀大钱一样都是失蜡法铸币,并非手工雕刻。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泉之恋泉友集藏的八思巴文“元贞通宝”背四月孕四星外郭无尽洪福纹大钱,直径96.2毫米,穿宽12.2毫米,外郭宽15.5毫米,厚8.6毫米,重400.1克

    蒙元时期祭祀大钱外郭上的阴刻纹饰多采用前朝已有纹样,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纹样,如缠蔓莲花纹、卷蔓花叶纹、二龙戏珠纹、对龙抢珠纹、阴阳互生纹、菊花枝蔓纹、茂盛菊花纹、八种宝物纹等等。这些前所未见的纹饰我们没有依据证明哪一种为元朝首创,但纹饰的艺术水平和精美程度与出现于唐宋时期祭祀大钱上的纹饰相比可谓相形见绌,有元朝新创的可能性。

    二 、祭祀大钱为钱币定位提供了更充分的依据
    历朝每逢改元铸制祭祀大钱祭告天地祖宗,一般都会铸制一批相同面文的行用钱作为纪念币。所以祭祀大钱与遗留后世的行用钱是一一对应的。但祭祀大钱上的标记、纹饰等又携带了比行用钱更多的信息,所以祭祀大钱对普通行用钱的证实作用十分突出。
    “大朝通宝”和“大朝金合”应为蒙元最早的国号钱,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它们都是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称“大朝”时期铸币。此前泉界对其铸主颇多异议,辽铸说、金铸说、元铸说众说纷纭,但至今都没有令人信服的依据。关于钱文中“金合”二字,古泉学家丁福保认为“当作折合金价解”;朱活认为该钱是金朝铸币,钱文应读作“大金朝合”,“朝合即官会,亦当与金钞有关”;还有人认为“金合”二字系少数民族语言的音译。谱载“大朝通宝”为小平钱,其中钱背有带“木”字者,“大朝金合”钱有篆书折三钱和楷书折十钱两种。“大朝通宝”和“大朝金合”两种祭祀大钱的出现,可令疑云尽散。因为这两种名称的祭祀大钱中都出现了钱背地张铸对蝠四桃阴刻纹饰的钱币。前文已经说到,这种对蝠四桃阴刻纹饰是蒙元祭祀大钱特有的钱背纹饰,其他朝代不用。所以将两钱定为蒙元铸币当无异议。但是又何以证明其为成吉思汗建大蒙古国之后铸币,两钱又孰先孰后呢?“大朝通宝”祭祀大钱钱背穿孔两侧上方所铸三叉形标志又为我们破解难题提供了依据。原来这种标志就是小平钱钱背上所谓的“木”字,其实是象征蒙古战神的“苏鲁锭”标志的变形。苏鲁锭一般为黑白两色,黑色象征着战争与力量,白色象征着和平与权威。据说成吉思汗手握“苏鲁锭”出世,是上苍派来拯救蒙古民族的英雄,他的名字“铁木真”即为“铁之变化”之意。后来金帐第一谋士耶律楚材令俘获的俄罗斯能工巧匠按此图形打造了一个大纛状的标志物,设在成吉思汗金帐的顶部。自此苏鲁锭成为蒙古军队的军旗和军徽图案,代表着战神,代表着成吉思汗,昭示着至高无上。钱币上的标志变形为黑白两色苏鲁锭各置一端、共生互存。这种铸有苏鲁锭标记的“大朝通宝”祭祀大钱与成吉思汗密切相关,应铸于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之后至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之前这段时间。而目前所见的“大朝金合”祭祀大钱尽管数量相对较多,未见钱背有带苏鲁锭标志的,应铸于1229年窝阔台继承汗位之后到1260年忽必烈继承汗位之前这段时间。笔者认为如从汉字字面解释,“金”者财富也,“合”者聚合也,所以“金合”即为聚合天下财富之意。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笔者集藏的“大朝通宝”背对蝠四桃纹外郭十福来聚纹大钱,直径96.2毫米,穿宽13.8毫米,外郭宽15.0毫米,厚8.1毫米,重377.7克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笔者集藏的“大朝金合”背对蝠四桃纹外郭蝙蝠送财纹大钱,直径96.4毫米,穿宽17.2毫米,外郭宽14.9毫米,厚7.9毫米,重360.4克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翠海金湾泉友集藏的“大朝通宝”背双苏鲁锭标志外郭宝相花卷草纹大钱,直径114.0毫米,穿宽18.4毫米,外郭宽19.9毫米,厚8.5毫米,重544.0克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图片选取于互联网,特向发布者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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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蒙古国时期还铸有几种与藩属国家相关的钱币。一种是与钦察汗国相关的“窻国通宝”钱,钱文中的“窻”是“窗”的异体字,一说“窗”是蒙古语“钦察”两字连读的汉字音译,所以窗国就是钦察汗国的简称。钦察汗国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次子拔都帅军西征建立的东起额尔齐斯河,西到斡罗思第聂伯河,南起巴尔喀什湖、里海、黑海,北临北极圈的幅员辽阔的封建国家,是大蒙古国的四大汗国之一。“窗国通宝”虽然是与钦察汗国密切相关的钱币,但其为钦察汗国本国铸币的可能性极小。因为钦察汗国的统治者是蒙古人,而其属地西亚和欧洲传统使用金属打制货币,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会用翻砂法铸制汉字方孔圆钱。所以过去有人认为“窗国通宝”是作为宗主国的大蒙古国铸制的赏赐给钦察汗国的“赐藩钱”。可即为“赐藩钱”应该多出钦察汗国故地,然而这种钱币却多出中华地区。“窗国通宝”祭祀大钱的出现,彻底廓清了笼罩着这种钱币的迷雾。因为历朝历代改元或遇其他国之大事都要铸制祭祀大钱祭告天地祖宗,同时还要铸制相应的纪念币流传后世。大蒙古国因循华夏典章制度,铸制“大朝通宝”和“大朝金合”祭祀大钱和流通纪念币已有先例。拔都建立钦察汗国的公元1243年,正是大蒙古国窝阔台大汗去世后、其妻昭慈皇后乃马真临朝称制之时。1246年乃马真之子贵由继任大蒙古国第三任大汗。贵由是拔都率领的蒙古西征大军的亲自参加者,也是钦察汗国的奠基者之一,对钦察汗国会有更深的感情。所以“窗国通宝”祭祀大钱和楷、篆两体小平行用钱都应该是这一时期铸币。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笔者集藏的“窗国通宝”背穿上星寛缘细郭大钱,直径72.5毫米,穿宽14.4毫米,外郭宽9.5毫米,厚5.3毫米,重122.5克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泉之恋泉友集藏的“窗国通宝”背四月孕四星外郭神树建木纹大钱,直径72.3毫米,穿宽11.5毫米,外郭宽11.7毫米,厚5.5毫米,重130.6克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天马泉友集藏的“窗国通宝”背对蝠四桃纹外郭对称花叶纹大钱,银质,直径70.0毫米,穿宽12.8毫米,外郭宽11.5毫米,5.6毫米,重101.7克

    与“窗国通宝”情形相同的,还有四种与大蒙古国的属国伊利汗国相关的钱币。其中“伊藩吉昌”和“伊国延长”是折十大钱,“伊藩顺昌”和“伊国久长”是小平钱。从钱文语气看,四钱应为大蒙古国所铸庆贺祝福伊利汗国的钱币。根据钱文内容可组合成大小配套的两组钱币:“伊藩吉昌”和“伊藩顺昌”为一组,有可能是伊利汗国创建时铸制的祝语钱;“伊国延长”和“伊国久长”为另一组,则可能是伊利汗国后世君主登基时铸制的祝语钱。但目前只见到“伊藩吉昌”一种祭祀大钱。钱文中的“伊藩”即指蒙古帝国的藩属伊利汗国。伊利汗国(1256年—1335年)乃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之子旭烈兀在西亚建立的政权,也是蒙古帝国的四大汗国之一。旭烈兀与蒙哥、忽必烈是同父同母兄弟。1251年旭烈兀联合拔都等人拥戴其长兄蒙哥在诸王公大会上夺得大汗之位。此后旭烈兀统兵西征,建立了东起阿姆河和印度河,西面包有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南抵波斯湾,北至高加索山的庞大汗国1260年蒙哥在与南宋的战争中死于四川,忽必烈在旭烈兀支持下于1264年夺取汗位。随即忽必烈册封旭烈兀为伊利汗。1265年旭烈兀去世后,其子阿八哈、弟贴古迭儿等人相继继承汗位。过去多认为伊藩四钱也是大蒙古国赏赐给伊利汗国的“赐藩钱”。“伊藩吉昌”祭祀大钱的出现,说明它们也是与祭祀大钱同时铸制的流通纪念币。如果需要“赐藩”,金、银、绢帛都更加实惠,没有必要费工费料铸成在当地不能流通的方孔圆钱。这种不属同一货币体系的赐藩钱是不存在的。建立伊利汗国这样规模宏大的属国对大蒙古国来说可谓头等大事,祭告天地祖宗乃必有之举。遗憾的是目前只见到“伊藩吉昌”一种祭祀大钱,与小平钱“伊藩顺昌”相对应是否也铸有祭祀大钱尚不得而知。后世君主登基与开国大典情形有所不同,“伊国延长”和“伊国久长”也有可能未铸制祭祀大钱,只铸了流通纪念币。这些,还有待更多实物出现来证实。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翠海金湾泉友集藏的“伊藩吉昌”背十二章纹外郭漫天洪福纹大钱,直径195.0毫米,穿宽32.5毫米,厚9.8毫米,重1250.0克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颁诏建“大元”为国号。此后出现了几种以“大元”为钱文的国号钱。其中“大元国宝”为篆书对读的折十型大钱,有背单龙戏珠纹和背穿上下铸变形篆文的两种样式;“大元通宝”为楷书对读的小平钱和折十大钱;还有一种钱文为八思巴文对读的“大元通宝”折十型大钱。清代钱币学家翁树培、民国藏家刘喜海、郑家相等人均认“大元国宝”背文二字为“至元”,而丁福保将几种大元国号钱统统收入《历代古钱图说》至大年间铸币条下,马定祥批注顺势也将“大元国宝”背文解释成了“至大”。究其原因,还是由于《元史》中有至大年间曾铸“大元通宝”钱的记载。笔者感到这是牵强附会、简单武断,铸成了元朝钱币归类的大错。汉字“大元国宝”钱和“大元通宝”钱均应为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铸币。第一,史书所载至大年间所铸“大元通宝”是八思巴文折十大钱。《新元史·食货志》中的记载十分明确:至大三年,遂铸钱二等:曰至大通宝者,一文准至大银钞一厘,其钱文为楷书;曰大元通宝者,一文准至大通宝钱一十文,其钱文为西番篆书。”元朝大部分时间用钞不用钱,至大年间元朝首次较大规模铸币,所铸八思巴文“大元通宝”是有较大存世量的,这从目前的钱币市场价格就可以体现。而目前所见汉字“大元通宝”小平钱和折十大钱,不但文字不符,存世也都十分稀少,不是大规模铸币的产物。小平钱也不可能准“至大通宝”十文。而“大元国宝”是篆书大钱,钱币名称和字体都与《元史》所说钱币不搭界。第二,元朝任何年号期间铸制国号钱都无矛盾,和至大年间相比,世祖至元年间更有铸制“大元国宝”和“大元通宝”两种国号钱的必要性。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建“大元”国号,此乃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势必要隆重颁布,大肆宣扬。铸制祭祀大钱祭告天地祖宗、铸制纪念币流传后世都是顺理成章之举。从至元八年到至元二十一年仍有十三年之久,前后铸制两种国号钱是可能的。而武宗至大年号只有四年,已铸八思巴文“大元通宝”国号钱、八思巴文“至大通宝”折三钱和汉字“至大通宝”年号钱,没必要再铸多种国号钱。第三,从遗存的钱币实物看,“大元国宝”和“大元通宝”两钱正与大规模庆典的的氛围相契合。元朝统治的主要是汉族地区,汉字钱币更便于民众认知。特别是篆书“大元国宝”祭祀大钱,钱文雄浑豪放,大钱钱背多铸气势磅礴的单龙戏珠纹样,各等级钱币俱全、另有钱文传形反书大钱,整体上与新定国号宣扬庆祝的气氛是和谐一致的。更多详情可参见拙文汉字“大元国宝”钱和“大元通宝”钱都是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铸币,这里不再赘述。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笔者集藏的“大元通宝”背穿上斜月外郭二龙争宝纹大钱,直径96.1毫米,穿宽16.2毫米,外郭宽14.9毫米,厚8.3毫米,重389.2克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泉之恋泉友集藏的“大元通宝”背对蝠四桃纹外郭八方聚福纹大钱
直径96.3毫米,厚8.4毫米,重382.6克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笔者集藏的“大元国宝”篆书背云龙拱日纹大钱,铜鎏金材质,直径70.6毫米,穿宽20.4毫米,外郭宽2.1毫米,厚5.8毫米,重123.8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东北军泉泉友集藏的“大元国宝”篆书背云龙拱日纹大钱,直径96.0毫米,厚90毫米,穿宽28.0厘米,重367.3克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whuty94016泉友集藏的“大元国宝”篆书背云龙拱日纹大钱,直径195毫米, 厚9.75毫米,重1590克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泉之恋泉友集藏的“大元国宝”篆书传形反书背云龙拱日纹大钱,直径193毫米,厚10.2毫米,重1594.5克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翠海金湾泉友集藏的“大元国宝”背对蝠四桃纹外郭暗八仙纹大钱,直径145.0毫米,穿宽30.8毫米,厚6.4毫米,重602.0克

    《元史·食货志》记载,至正十年1351年)元廷下诏明确了交钞与“至正通宝”铜钱的关系:“其以中统交钞壹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二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子母相权,新旧相济,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其本意就是铸制“至正通宝”铜钱,与纸钞子母相权,以挽救纸钞不断贬值的颓势。除了至正十年开始铸制的背穿上铸蒙文寅、卯、辰、巳、戊等五种地支纪年钱币外,此后至正年间还铸有“至正通宝”钱背用蒙文纪值的各等铜钱和“至正之宝”大小五等权钞钱。元朝还遗留有一种大如小平钱的“交钞半分”钱,过去被认为是金末元初时期地方铸币。笔者认为其也是至正年间铸币,是为了流通中找零方便而铸制的一种最小面额的权钞钱。“交钞半分”祭祀大钱的出现,更证明了其为皇家正式铸币无疑。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泉之恋泉友集藏的“交钞半分”外郭凌空凤鸟纹光背大钱,直径72.3毫米,穿宽11.3毫米,外郭宽12.0毫米,厚5.7毫米,重134.6克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团长泉友集藏的“交钞半分”背四星外郭荷花荷叶纹大钱,直径96.0毫米,穿宽15.8毫米,厚9.0毫米,重427.0克

    三、空缺的祭祀大钱阴影中是元朝残酷的宫廷斗争
    现存的祭祀大钱可以起到传递传统文化、证实历史、证实钱币本身的作用,空缺未见的祭祀大钱同样也可以起到证实历史、揭示真相的作用。元朝泰定年号与至顺年号之间还有致和、天顺、天历三个年号,至顺年号之后是元统年号。但目前致和、天顺、天历、元统四个年号均未见到祭祀大钱。这些年号的共同之处是,皇权都不是平稳过渡、顺利交接。我们没有看到祭祀大钱,却看到了元廷的族系斗争、阴谋诡计和刀光剑影。
    祭祀大钱的空缺还需从元武宗和元仁宗兄弟关于皇位继承的约定说起。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成宗铁穆耳无嗣而崩,其侄海山在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帮助下夺得了帝位,是为元武宗。武宗即位后与爱育黎拔力八达相约皇位兄终弟及,叔侄相承。这一约定实际上导致了后世更激烈的皇位争夺,也为元朝的覆亡埋下了隐患。
    至大四年(1311年)武宗崩,爱育黎拔力八达继位,是为元仁宗。但仁宗继位后迟迟不落实约定册封武宗长子和世为储君皇太子,反而封其为周王命就藩云南。于是拥护和世的武宗遗臣发动了反叛,失败后和世逃往察合台汗国。延祐七年(1320年)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去世,传位给自己的儿子皇太子硕德八剌,是为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八月,元英宗被铁失等人弑杀,史称“南坡之变”。铁失等人拥立元世祖忽必烈的曾孙、镇守漠北的晋王也孙铁木儿为新君,史称“泰定帝”。泰定五年(1328年)二月,改元“致和”。当年七月,泰定帝驾崩于上都。八月,知枢密院事燕帖木儿在大都发动政变,九月迎立元武宗次子图帖睦尔即位,改元“天历”,是为元文宗。十月初,丞相倒剌沙又在上都拥立泰定帝之子、9岁的皇太子阿速吉八即皇帝位,建元“天顺”。于是爆发了两都之战,一个月后上都一方战败,阿速吉八被杀。阿速吉八和他的父亲泰定帝也孙铁木儿都被认为是非法自立的君主,没有得到汉文庙号、谥号与蒙古汗号。至此,皇位又回到了元武宗一系。由于泰定帝的致和年号只有五个月时间,其子阿速吉八的天顺年号更短只有一个月时间,这两个年号期间有可能未来得及铸制祭祀大钱举行祭祀活动。即使铸有祭祀大钱,也会被号称正统的继任皇帝元文宗销毁、抹去历史痕迹。     
    可是元文宗图帖睦尔的天历年号历时三年(1328年—1330年),为什么也未见到祭祀大钱呢?原来是率先抢夺到皇位的元文宗迫于元仁宗在大德末年“推奉圣兄、谦居储贰”的前例,声称自己登位只是为了控制时局的权宜之计,遣使往迎兄长和世回朝践位。和世本应是仁宗的帝位继承人,却被迫流落北徼,因而博得北方宗王的普遍同情和拥戴。天历二年(1329年)正月,他在返京途中经扈行的察合台宗王以及在场的其他漠北诸王、大臣合议,就在和林之北即皇帝位,是为元明宗。明宗即位后,宣布封图帖睦尔为“皇太子”。天历二年(1329年)八月初一,和世抵达他父亲武宗时建为中都的王忽察都(今河北张北北)。次日皇太子图帖睦尔自大都赶来谒见皇兄和世,和世宴请皇太子及诸王、大臣于行殿。不料兄弟相逢乐极生悲,三天后的八月初六,年仅30岁的和世暴死于王忽察都。后世认为是被燕帖木儿下毒身亡,而图帖睦尔也难脱干系。八月十五,元文宗图帖睦尔在上都复位,继续使用天历年号。从这一历史过程看,元明宗和世去世前文宗图帖睦尔虚位以待不可能铸制天历年号祭祀大钱举行祭祀活动。而和世去世后文宗图帖睦尔使用天历年号也只有较短的九个月时间,天历三年五月即改元“至顺”。所以天历年号也有可能并未铸制祭祀大钱,即使铸制祭祀大钱品种数量也不会太多,也许尚未浮出水面。
    元文宗即位后,将和世瓎的长子妥懽帖睦尔先后放逐到高丽大青岛、广西静江(今桂林)等地,却将其次子懿瞵质班留在了身边。至顺三年(1332年)八月元文宗病逝,临终前对谋害兄长和世夺取皇位的行径深为愧悔,遗诏立明宗之子以自赎。皇后卜答失里却从自身利益出发,废长立幼拥立和世瓎年仅7岁的次子懿瞵质班登上了皇位,是为元宁宗,继续使用“至顺”年号。然而,宁宗在位仅53天又于当年十一月去世。卜答失里在内定自己的儿子燕帖古思为后续继承人之后,于至顺四年(1333年)六月迎回和世瓎13岁的长子妥懽帖睦尔登上了帝位。
    妥懽帖睦尔即位后改元元统13331335年),是为元惠宗。目前尚未见到元统年号祭祀大钱,或许是由于顺帝年少,燕帖木儿和伯颜先后把持朝政,并未举行祭祀活动。元统三年(1335年)十一月改元“至元”之时,正是元廷粉碎了燕帖木儿家族密谋的政变之后。十六岁的元惠宗妥懽帖睦尔盼望着掌握实权,有所作为。但现实仍然是严峻的,继燕帖木儿兴起的权臣伯颜被封为秦王,以右丞相的身份一手遮天专擅朝政,“势焰薰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颜而已”。少年皇帝的“祖述世祖”也只能停留在形式上,不会有什么实质成效。
    经过这一番宫廷内斗不断折腾,元朝已经元气大伤。朝中权臣当道各派势力互相倾轧、官僚腐败日趋严重,地方豪强巧取豪夺盘剥百姓民不聊生。妥懽帖睦尔是元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以其“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给予他“顺帝”的尊号。

    四、蒙元时期祭祀大钱上的宗教色彩
    元朝及藩属四大汗国横跨欧亚大陆,幅员辽阔,疆域内种族繁多,宗教也呈现多元化状态。由于元朝对各种宗教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态度,管制较为宽松,甚且优容礼遇之,促进了宗教的传播,各类佛教、道教、白莲教等都得到了较大发展。元朝对各种宗教的尊崇,也必然会表现于祭祀活动之中,体现到祭祀大钱上来。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以前,萨满教是蒙古地区占支配地位的原始宗教。元朝时佛教虽然取代了萨满教在上层社会的地位,但大多蒙古民众信奉的仍然是萨满教。所以元朝仍然会将萨满祖神像铸于祭祀大钱上。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团长泉友集藏的八思巴文“元贞通宝”背上月下星外郭萨满祖神像大钱,直径72.0毫米,穿宽10.8毫米,厚5.0毫米,重132.66克

    元朝最为尊崇的宗教是佛教。忽必烈登基前,受戒于吐蕃高僧八思巴,登基后即尊八思巴为国师,藏传释教高于其他佛教派别的地位由此确定。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制成蒙古新字,忽必烈升其为帝师。带有佛教色彩的八思巴文钱币也显赫一时。莲花是佛教的代表性花卉,在目前所见的240余种元朝祭祀大钱上,外郭上铸莲花纹饰的就有30多种。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翠海金湾泉友集藏的“至元通宝”蒙文背上月下星外郭繁花献福纹大钱,直径114.0毫米,穿宽20.6毫米,外郭宽18.8毫米,厚8.7毫米,重574.0克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晋泉台泉友集藏的八思巴文“元贞通宝”背上月下星外郭莲花藤蔓纹大钱,直径72.1毫米,穿宽10.8毫米,外郭宽11.7毫米,厚5.1毫米,重120.0克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笔者集藏的八思巴文“大德通宝”背穿上斜月外郭莲花寿桃纹大钱,直径96.2毫米,穿宽16.8毫米,外郭宽14.9毫米,厚8.5毫米,重387.2克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翠海金湾泉友集藏的八思巴文“大元通宝”背穿上仰月外郭莲花枝蔓纹大钱,直径71.9毫米,穿宽12.9毫米,外郭宽12.0毫米,厚5.5毫米,重130.1克

    元朝还有一种直接书写与佛教相关文字的“延祐通宝”背“大昊天寺”祭祀大钱,应为元仁宗在大昊天寺举行佛事活动后专门铸制的祭祀大钱。元朝还遗留有一种“延祐三年”背“大昊天寺”小平钱,证明元廷在大昊天寺举行佛事活动的时间是在延祐三年(1316年)。历代统治者每逢先代帝王忌日都会举行国忌会,追思前辈的丰功伟绩,追荐亡灵得以超生元武宗海山驾崩于至大四年(1311年)正月,所以元仁宗在大昊天寺举行的佛事活动有可能正是在延祐三年正月武宗逝世五周年之际举行的盛大国忌会。过去钱谱将“延祐通宝”背“大昊天寺”折五型钱币归为寺庙供养钱,实为误解。“延祐通宝”背“大昊天寺”祭祀大钱的出现,证明这种折五钱正是与其同时铸制的纪念币。元大都大昊天寺兴建于辽清宁五年(1059年),金、元以来一直是朝廷举办重大佛事活动的场所。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古泉园丁泉友集藏的“延祐通宝”背“大昊天寺”大钱,直径70.2毫米,厚6.2毫米,重128.0克

    蒙元入主中原后,在统治者的扶持下道教出现兴盛局面,形成了北方以全真道为代表,南方以正一道为中心的格局。全真道北七真之一丘处机曾为成吉思汗讲道,被尊为神仙,爵“大宗师”,总领道教。元世祖忽必烈於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召见正一道第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待以客礼,命主领江南道教,赐银印。“道经师宝”正是一种与道教相关的祭祀大钱,道、经、师为道教的三宝又称“三归戒”,是信徒皈依道教赖以明确信仰的基本内容。这种大钱确切铸制时间虽然无从考证,但从钱背标记看为元朝铸币无疑,其应该就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也有可能即为元世祖至元年间铸币。另外,元世祖、元武宗、元仁宗朝都曾将代表道教的暗八仙纹样铸于祭祀大钱上。出现于武宗朝“至大通宝”外郭上的阴阳互生纹,用S形曲线与圆的关系,表现出道教太极图阴阳回旋往复、天地运行不息的哲学思想,也是与道教相关的纹饰。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翠海金湾泉友集藏的“道经师宝”背上月下空心日外郭游龙穿花纹大钱,直径96.2毫米,穿宽13.6毫米,外郭宽16.2毫米,厚8.5毫米,重381.5克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翠海金湾泉友集藏的“大元国宝”背对蝠四桃纹外郭暗八仙纹大钱,直径145.0毫米,穿宽30.8毫米,厚6.4毫米,重602.0克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笔者集藏的“至大通宝”背暗八仙纹外郭阴阳互生纹大钱,直径72.2毫米,穿宽12.3毫米,外郭宽11.7毫米,厚5.8毫米,重146.9克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翠海金湾泉友集藏的“延祐通宝”背四种暗八仙纹外郭十四凤鸟纹大钱,直径72.5毫米,穿宽12.2毫米,重153克

    由于元朝对宗教组织疏于管理,元末民间多利用白莲教、明教聚众组织抗元起义。刘福通、徐寿辉、陈友谅、明玉珍等起义领袖都是以白莲教为聚众手段组织红巾军揭竿而起的。白莲教是融合弥勒教、明教、道教三种信仰为一炉的宗教,所以在起义政权所铸“龙凤通宝”、“天统元宝”等祭祀大钱上,也都出现了与道教相关的暗八仙纹样。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殷古斋泉友集藏的“龙凤通宝”背暗八仙纹四种外郭缠枝葫芦纹大钱,铜鎏金,直径70毫米,穿宽11毫米,厚5.0毫米,重123.5克

祭祀大钱是蒙元入主中原始末的实物见证
    翠海金湾泉友集藏的“天统元宝”背暗八仙纹四种外郭飞升祥云纹大钱,直径71.8毫米,穿宽10毫米,重138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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