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在北方新面世钱币中亦见一种“开元通宝”背“丹”钱。但此“丹”
不是彼“丹”，此“丹”乃头上长角的契丹之“丹”，而“会昌开元”中的另一种“开元通宝”背“丹”钱乃会昌年间河东道泽州（今山西省晋城市）所铸钱币。两种“开元通宝”背“丹”钱不但背文“丹”字有区别，面文书法也大不相同。
契丹所铸“开元通宝”背“丹”钱外郭略宽，面文虽然亦为隶书，然字体浑圆、铸字肤浅漫漶，笔画繁琐处有意漫笔带过不求清晰，仅意到为止，与唐朝所铸“开元通宝”端庄严谨的书法风格相去甚远。钱背穿上铸一“丹”字，字形横宽较为方正，“丹”字头上加铸了两点，一似长了一对犄角。这种写法不是孤例，另如“大丹国宝”、“神册万年”背“丹”等钱“丹”字都是这种写法。由此可见此钱为契丹铸币无疑。另外钱背穿右还加铸了一个“二”字，应为纪值折二之意。
契丹铸“开元通宝”背“丹”折二钱，直径23.3毫米，穿宽6.0毫米，厚1.2毫米，重2.75克
泽州铸“开元通宝”背“丹”小平钱，直径25.2毫米，穿宽6.1毫米，厚1.4毫米，重3.50克
泽州铸“开元通宝”背下倒“丹”小平钱，直径24.7毫米，穿宽6.2毫米，厚1.5毫米，重4.80克
这种“开元通宝”背“丹”钱既为契丹铸币，其又是何时缘何而铸呢？这还需从契丹的历史上寻找一些线索。
钱币面文既为“开元通宝”，自当不会早于唐代。唐初契丹族已经形成部落联盟，臣服于漠北的突厥汗国。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大贺摩会率部落联盟背弃突厥，归附唐朝。唐太宗赐予旗鼓，成为契丹可汗权位的象征。后来唐太宗又置松漠都督府（辖地在今赤峰、通辽一带），封大贺窟哥为松漠都督，赐姓“李”。此后契丹时叛时附，游离于唐与突厥、回纥之间，对唐朝既有朝贡、接受封赠和贸易，也有战争和掳掠。至会昌二年（842年）唐朝破回纥，契丹耶澜可汗遥輦屈戍再次内附。《旧唐书•契丹传》载：“会昌二年九月，制：‘契丹新立王屈戍，可云麾将军，守右武卫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幽州节度使张仲武上言：‘屈戍等云，契丹旧用回纥印，今恳请闻奏，乞国家赐印。’许之。以‘奉国契丹之印’为文。”大意是唐武宗下诏对契丹首领遥輦屈戍封赠了职衔，还赐予了“奉国契丹之印”。而唐武宗毁佛铸制“会昌开元”钱恰恰是在这之后的会昌五年（845）年发生的事。
从这些历史事件的时间结点看，这枚“开元通宝”背“丹”钱正是契丹遥輦屈戍归附唐朝后，于会昌五年按照唐廷对各州郡的要求铸制的钱币。所以这枚钱币也可以看作是“会昌开元”中的一种。但其与“会昌开元”也有一些区别：遥輦屈戍不做赔本的买卖，他将这枚小平钱大小的钱币规定为折二，赋予了双倍的币值。铸币没有采用唐钱旧版，而是重新设计铸制了契丹风格的钱币。这既是为了彰显契丹的特殊性，也是为了明显折二钱与普通小平钱的差别、避免混淆。遥輦屈戍通过铸制这种钱币，意在将契丹置身于和唐下设的州同等的地位，再次表示对大唐帝国的臣服。当然，契丹铸制“开元通宝”背
“丹”钱也不仅仅是为了取悦于唐廷，实际上也是为了满足对唐边贸等经济活动的需要。所以只要贸易对象认可这种钱币折二的币值，在所有货币贸易活动中契丹都是只赚不赔的。好在古时多为易货贸易，货币贸易所占比重不大，所以契丹占便宜的机会也不是很多。唐廷对契丹这样强悍的周边部族，一向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只要他不闹事，给他一些特殊政策，赔钱买安定亦为无奈之举。
“大丹国宝”小平钱，直径24.1毫米，穿宽5.8毫米，厚1.7毫米，重4.69克
“神册万年”背“丹”，直径48.7毫米，穿宽10.8毫米，厚3.5毫米，重35.6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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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24 08: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