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反宋神宗改革当诛时谁救了他？

苏轼是一位大宋王朝的风云人物、文学大家，其诗赋文章针砭时弊纵横天下。特别感动这么一位千百年前的文人骚客，那个时候就具有了现代精神的执政理念“民为邦本”，他说“位之存寄乎民，民之生寄乎财。故夺民财者，害其生者也；害其生者，贼其位者矣”主张强国首先要富民，改革要渐进。苏轼他具有的民本思想，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苏轼他给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并不仅仅在于文学，更在于政治，在于改革变法。林雨堂先生说：“苏轼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那为什么苏轼要反对宋神宗的改革变法呢？

苏轼入仕不久，由宋神宗主导、王安石组织的“熙宁变法”在全国铺开，他不由自主地被卷进这场风云激荡的政治风波。当时苏轼并非京官显宦，多在基层任职，耳闻目睹新法的执行情况，尤其是“青苗法”，本来目的是鼓励农业生产、抑制土地兼并，但在执行中却演变成了“强迫贷款”，由“助民”到“扰民”，使许多农民家破人亡严重损害了百姓利益，苏轼因此上书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但是宋神宗求胜心切，听不得半点不利于新法推行的指责，这不免让宋神宗有了强烈的挫败感。他决定拿出皇帝的权威，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对于那些反对变法的保守派，要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那些因变法而步步高升的李定、舒亶们，当然容不得异己之声。他们看准了这个机会，把目标锁定了苏轼，认为拿他开刀最合适。加上苏轼是文坛巨擘，他的话往往成为左右舆情的风向标。于是御史李定、舒亶认真研究苏轼的文字，终于从奏折《湖州谢上表》和诗歌《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中，闻到了他们所需要的气味，纷纷弹劾苏轼，说诗文中有讥谤皇帝、攻击新法之语。

元丰二年(1079)，宋神宗拍板立案，苏轼赴湖州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的政敌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苏轼命悬一线。

他们欲置苏轼于死地的态度非常坚决。一介文人苏轼在御史们的拷问下受尽凌辱。据说，苏轼下狱时，狱官当面就问祖宗五代有无“誓书铁券”(皇帝赐给功臣、重臣带有奖赏和盟约性质的凭证，允其世代享有优厚待遇，犯法时可免死罪，具有特别的法律效用)。按当时的规定，只有死囚才会询问五代之内有无“誓书铁券”，其他只问三代，可见苏轼的罪行之重。

作为宋朝当家人的宋神宗，在御史们不断向他提供“反诗”新证据、不断给他诛杀苏轼增加理由的时候，他却有点六神无主了。刑不上大夫，宋朝不杀士这是祖宗成法，他不能开杀戒当暴君。但苏轼反对变法太过火、太显眼，影响了新法推行造成了负面效应，也是他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因此，对于宋神宗来说，苏轼成了烫手山芋，放也不是，杀也不是，让他举棋不定。

苏轼下狱，重文轻武的宋朝，可是件轰动天下的大事，朝野人士纷纷以各种方式发声，声援者有之，声讨者亦有之。就在当政者对苏轼罗织罪名，全力迫害之际，对于苏轼的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就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变法派官员中，如宰相吴充就对神宗说“曹操尚能容忍祢衡，陛下为什么不能容一苏轼呢？”王安石的弟弟中书舍人王安礼也劝神宗不要杀苏轼。连王安石也说了句“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的话，传到神宗的耳中。

据说，此案也惊动了内宫，由于文才与名声，宫中上下也早知苏轼之名。尤其是仁宗曹皇后在病重之际还想到此事，神宗原想为了祖母病情的好转而进行一次大赦，曹太后却说：“当初仁宗主持科举回宫曾高兴地说：‘吾今又为子孙得到太平宰相两人。’就指苏轼兄弟俩人。现在你难道要把他杀掉吗？不需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神宗只得听命。

苏轼到底是出于国家大局还是一己之私来表达对新法的态度，成了宋神宗判断此案轻重的关键。他做了一个决定，安排宦官去狱中“卧底”。某日天刚黑，苏轼像往常一样在狱室倒头便睡，躺下不久有两个人推门进来，什么也不说也倒头睡下。苏轼并未在意，鼾声渐起。凌晨四更的时候，他们又悄悄离开了监狱，苏轼鼾声如故。后来苏轼才知道这二人是宋神宗派来观察他的，看他心里有没有鬼，心中有鬼自是辗转反侧，心中无鬼当然起居自然。第二天，宋神宗高兴地对左右大臣说：“朕知苏轼胸中固无事也!”命悬一发，还能安之若素，酣睡如怡，苏轼真是人中之杰。

最后还是太祖誓碑起了一定作用，“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尽管这句话只是一则家规而已，但在那个家与天不分的时代，老祖宗的话更有含金量，所以在宋朝它比任何政策法律都执行得好。宋王朝前后三百余年，的确鲜见对文人士大夫和批评朝政的人开刀，甚至多次因为这条老规矩而朝令夕改，刀下留人。苏轼命悬一线也因这条老规矩，从黄泉路上捡回了一条性命。

这场冤狱虽然结束了，但苏轼于其中所受的迫害与侮辱应是无法忘怀的。甚或后世士大夫提起这件诗案，都会谈虎色变。苏轼因为批评和反对变法，受到新党的猛烈攻击和恶意陷害，虽然在乌台诗案中躲过一劫，终免不了被驱远谪的下场。终其一生也没有再获清誉。

其实，苏轼并非全部否定变法，只是看到变法的弊端和变法所带来的负面效果而反对部分新法。苏轼也并非全完全反对废除新法，只是认为新法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如此看来，忠心义胆换来的却不过如此而已。不知这是封建社会的罪恶，还是政治权力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