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为何倾心迷恋“世俗”？

连续写了两篇张爱玲的文章，思绪仍然沉浸其中，一直在想她为何总是用“世俗”的眼睛看世界 ,用“生命的常态”感悟人生？她为何以特有的世俗人性观来揭示凡俗而真切的人的天性？她又为何一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脱俗”追求，而倾心走向“世俗”？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自命清高,标榜超凡脱俗。而张爱玲一反传统知识分子的“脱俗”追求，而倾心走向“世俗”, 这与她跟许许多多中国作家不同的身世和人生经历是密切相关的。

张爱玲对人生走向“世俗”,与她的身世关系极大。她原本是一个寄生在“煊赫旧家声”中的贵族小姐。祖父张佩纶是满清权臣李鸿章的女婿。母亲属于那个时代开风气之先的一代“新女性”,曾两度出洋留学。而父亲却是一个地道的纨绔子弟,只知道鸦片与沉迷。在这个权势与金钱、富贵与世俗相结合的家里,张爱玲享受到的恩宠短暂而有限。当她还是幼小的时候,就经历了家境的衰落，父母的离异和继母的虐杀，后来又遭遇失败婚姻的打击。这一切使得张爱玲在迷惘的威胁中，促使她寻找形成了自己的人生导向。

张爱玲的母亲曾教给她怎样做“淑女”的一些刻板规则,但是生活却让张爱玲成为一个标准的“俗女”。母亲的远离及清高与浪漫只能激她走向另一面。张爱玲在《童言无忌》中说：“我母亲是个清高的人”,她“一尘不染的态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对立面去”。这对立面就是在缺少亲情温暖的生命里产生的，她的母亲的影响又促使张爱玲向人生“世俗”走去。

于是她在旧的家族世界完全失落之后,转而走向“世俗”,在琐屑而真实的生活里寻觅生命的真义。恰又时逢乱世,战争的炸弹把文明撕成碎片,将人生剥落得只剩下本能的时代，如她所言人性“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张看》）。乱世的人们,脱掉了文明与道德的衣衫,裸露的全是原始的人性欲望,表现出人生绝对功利的世俗形态。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张爱玲的作品用“世俗”的声音来与大众对话。发现张爱玲的这种文化选择与普通市民的文化心理在不经意间达到了默契，她的成功是各种因素相互交错的结果，因为她的孤傲性格使她作品绝不会去迎合任何人。张爱玲是以女性孤独无力的生存状态,将生命深处的荒凉和浓厚的悲观意识,表达着她“倾城的孤独”体验。

张爱玲从来不刻意追求作品的思想高度与文笔的高雅性，她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她的作品都是将自己撕碎了诉说人生的感受。她坦然地面对“世俗”,她常常自称是一个俗人,“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童言无忌》中坦诚地表白：“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并说,“我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换一个。”“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个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寻找实际的人生。”让每一个人都感觉得到这份“世俗”有生命的生活。

张爱玲倾心的是一个“世俗”的日常世界，所展现的日常生活琐细而平庸,生动而广泛。从衣、食、住、行,男欢女爱,到时装等世态人间,以“以生为本”的俗人的“生活史”。她似乎对日常生活的一切都由衷地喜好，城市的喧嚣本来是令人苦恼的,她却说:“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声才睡得着觉”，都市风景线里难以觅到田园的风光,她就说:“到菜场上去看看也好，油润的紫色，新绿的豌豆、热艳的辣椒及金黄的面筋,像太阳里的肥皂泡。”张爱玲更喜欢日常生活中那些她熟稔的有着炊烟味的生活细节:街道旁煮南瓜的气味;寒天早晨人行道上生着的小火炉等等，这一切她都难以忘怀。在张爱玲眼里凡俗是真,凡俗是美。张爱玲她对日常生活的细节，其中不乏一些近乎无聊低俗的情趣怀着一股满心的喜好，念念不忘那些周遭琐事，心甘情愿留恋于红尘浪里，市井之间不知归途。张爱玲如此倾心迷恋“世俗”,是她负载着那份无法消解的沉重后,努力求得生活平安的而已。

为了卸下心里沉重负担,不禁流连于世俗生活“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平安”，表达了对一种平安生活的向往。

王安忆在《世俗的张爱玲》中有这样精辟的概括：“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更宽阔和深厚的蕴涵”。张爱玲也许她毕竟只是一个骨子里渗透了太多封建背景和小资情调的女子，作为享乐主义者，她无法像鲁迅那样直面人生的丑恶，这需要太多的牺牲；作为悲观主义的代表，她其实也并不奢望自己的作品起到什么救赎的意义，对于世俗的丑恶只是冷眼相向，做一些文字上的讥讽。因此，读张爱玲的作品，收获最大的是体察一个时代的风貌，重现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从中领略了一个别致的女子，用她的作品写就了一生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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