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当社区楼盘都卖完以后，公交线就取消了，会所成了餐厅，站台旁边永远建不好的超市也突然竣工，只是名字改成了“员工之家”。那时门口停着很多无证黑的士，都是周边没田种地的农民，无奈只有到郊区给那些更无奈的人开出租车，于是我每天坐黑的士上学。

        但是在这个城市发展就像原子弹爆炸的年代，出来混，总是要还的——附近的村子很快更名为“城中村”，各家纷纷把文革时期埋下的地契给抛出来坐等拆迁办报着钱来，众无证的(念四声)哥们也就此消失，都回去抓紧时间加盖房子去了。

        姐姐见状，自愿出车送我上学，当然，好景也不长，因为油价又涨了，加个烂93号汽油都排队几个小时。

        我又只好改骑单车。很快，每天一个26公里的往返被证明是个绝对性的错误，导致我每天进家就睡，睡醒吃饱了接着睡。

        于是我问我爸说为什么住着么远，搬进城里多好；他回答说这么便宜的房子在郊区都绝版了；我只能和他解释说我上学的方式也绝版了。

        最后他百度了一下，得知原来电动车在中国就一Bug，跑得比摩托还快，但不用说狗牌，连牌照都不要，固买了台彪悍的锡特给我。

  我家离省政府不远，所以那附近的路修得比长安街还宽，再加上平时基本没车，骑着电动车飙起来特别爽，不过天气冷的时候，码表一过三十，感觉就像裸奔，再厚的马甲也被北风拆穿。时常在省政府门口看见每车闯个红灯还可以向同学炫耀说：“哥可是当着省委书记的面闯过红灯的”。

        才骑电动车没多久，新市委书记上任，要求严查摩托执照，特别布置了一个查车点在省政府前500米。我自然第二天就被两个还套着防弹衣大叔给拦了下来，说要看证件——我哪有什么证件，身份证父母保管，学生几年前就在洗衣机里给搅了，校园卡连个照片都没有。我最终还是掏出了一张月考政治试卷，两位防弹的叔叔一看眼睛一亮，“过”。日后每每过查车点，都是同一批人，索性也就打打招呼。

        寒暄了没几天，他们就消失了，想必市委书记已经学会像前辈一样每天坐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地喝茶了。

        不过当施工队遍布全城，把人行道挖得乱七八糟得时候，我看着一辆辆载树的卡车，我才明白原来书记没去喝茶，种树去了；搞得我每天只有冒着生命危险占用机动车道，到了学校，衣服都是土黄色的。

        我当时想我们的新市委书记想得真周到，过去几任光顾着取悦上级，现在这位不仅懂得取悦上级，果断在省委门口设个查车点，还懂得取悦外人，把光秃秃的街道种得绿莹莹的，连给本地人用的路都给贡献了。

        由此也可见，新书记依然尊重传统，为非本地人民服务。

后记：现在到好了，城里终于开始修地铁，而我却在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