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亚斯贝尔斯的德国人，定义了一个叫“轴心时代”的概念。人类所有思想都是受2216年前的希腊、中国、印度等国家先贤们影响。

这些先贤们，释迦牟尼属于贵族但29岁就出家修行、亚里士多德属于中产也避难了1年、柏拉图是工薪阶层流亡了12年、苏格拉底直接被处死了、亚伯拉罕遭受过饥荒、孔子不算大起大落但被称为丧家狗。

这一时期整个人类社会都混乱不堪，先知们的伟大，都体现在“苦中作乐”上，这正是这个混乱不堪的社会之苦，造就了这种均衡乃至于消灭喜怒的修为，预感而非预支痛苦。漫漫人生都是满满的苦，只是每个人苦的不同。当预感到可能的痛苦，便深陷其中，坏事还没发生就开始痛苦，那这段时间就贬值了。这个极其简单的道理，却是最难做到的。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让人培养苦中作乐的人生观，柏拉图创造了希腊原始的教育体系“四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他那位中产阶级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创作了《诗学》，孔子删订六经（《诗》、《书》、《礼》、《易》、《春秋》、《乐》），平行的历史也是惊人的相似，音乐与诗是古希腊学派和中国儒家文化都重视的学科，尤其对于讲求实用性的儒家而言，音乐和诗显然要差一个层次。略往深一层想，音乐和诗是为了乐（le）。至于宗教，虽然没有诗和音乐的直接学习，但“乐”（le）都是间接的人生观体现。读过梵文翻译的大乘经典，肯定对“愿乐欲闻”四个字不陌生，而犹太教也有唱诗班可以侧面证实。

一个人的人生观，来自于遗传和见闻智识，后者更为重要。

反向来看，孟子常读《诗》，所以主张“性善”学说，长养浩然之气，荀子总看《春秋》，所以主张“性恶”学说，积跬步以致千里。两个人的时代相去不远，主要因为偏好不同，人生观就不一样了。《诗》尽是欢脱爱慕的内容，《春秋》写满了弑杀君王生父的故事。所以见闻可以影响智识形成微妙的人生观差异。

在相同的见闻智识之下，自身苦容易作乐，身外苦就难了。因为自身再苦，求生欲支撑力越强，大不了就死了清净。而身外苦，那种无能为力、不能代受的感觉简直是苦中极品。

在自身苦上，同样死于梅毒的贝多芬和梵高算得上惨了，前者从娘胎里带来梅毒，创造了不朽的音符，后者无钱医治诱发了精神问题，遗留了不朽的笔触。

在身外苦上，即便是整天哼着小曲的孔子，心爱的学生颜回死后，也免不了悲泣：“噫!天丧予!天丧予!”

身外的苦，也是对自己的不宽恕。宽恕别人容易，宽恕自己难，自己的苦易消解，至亲至爱的苦难乐。

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学派叫“逍遥派”，庄子第一篇的标题叫“逍遥游”，相必也是一种期望的寄托。人生虽苦，乐得逍遥。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