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对底层道德抱有玫瑰色想象 

廖保平

　　山东潍坊种姜农户大量使用剧毒农药神农丹的事被曝光之后，一名大学生在贴吧里流泪表达了自己的复杂心情。他说，当地农田在长期种姜之后，土地质量越来越差，不用“那种药”根本种不出好姜。生姜的价格又不稳定，如果真的“采用法律”了，生姜收购价会越来越低，那是要了农民的命。他痛陈，自己的父母就是一块姜一块姜地供他上了大学，图的就是孩子将来不再种地。“药那么毒，爸妈没点防护就撒药”，你们想过他们的感受吗？

　　大家都在讨伐农户，尤其感叹于本来应该“纯朴善良”的农民怎么会道德滑坡如斯，怎么农民反成了道德洼地？好象这些农户本来应该道德高尚一些，甚至比社会精英的道德更可靠，在我们的习惯印象中，农民不是纯朴忠厚得“四维有张”（四维指礼仪廉耻）的吗？我觉得这是一种空想，是一种田园怀旧，甚至怀旧都算不上。

　　管仲在春秋时期就讲过，“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意思是说，粮仓充实就知道礼节；衣食饱暖就懂得荣辱。说明，一个人、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准，是与一个人、一个国家的物质水平有紧密联系的，虽然它可能不是绝对的。

　　这个观点并不只管仲持有，同时代的孔子也是这个主张。孔子将人分成君子和小人，并且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是说，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君子都是“义之与比”而后为之，“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小人主要以利来衡量，其行事时不按义、不按道德上该与不该，而按有利没利，利多利少来决定行为。如若按孔子的划分，我们的社会精英就是君子，底层农民就是小人，社会精英本来就应该是“喻于义”的群体，社会对他们要更高的道德要求，而对农民这样的小人，是“喻于义”的，不必要苛求他们有多高的道德标准。

　　以前我能够明白，孔子为什么对社会精英提出高道德要求，却不能明白，孔子为什么几乎对小人没有什么道德要求。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其实贴吧里那个自称姜农之子的大学生也已告诉了我们：社会底层的民众往往在基本的温饱线上生活，稍有不慎，比如税赋加重，官吏盘剥，就可能将他们置于风险之中，而他们在经济上他们没有多少抗风险的能力，一旦被逼到有生存之虞的境地，衣食不足，哪里还倾得了荣辱，求生的本能胜过一切漂渺的道德说教。

　　这也许就是孔子放松对小人道德苛求的原因，他清楚地知道利对于小人的重要性，饭都吃不饱，衣都穿不暖，是没有办法跟他们大谈礼仪廉耻的。因此，孔子容许了小人对于利的追求的正当性，正视了底层处于道德洼地的现实。时至今日，我们又什么理由带着玫瑰色的眼镜去底层的道德色彩？

　　其实，我们愿意相信每一个人，无论社会精英还是像姜农这样的社会底层，都是有道德的需求，也会因为生存风险加剧而降低道德水准，只不过，相对于生存风险较小的社会精英而言，底层民众的道德最经不住考验，因此，底层也是最容易道德溃败，而且其溃败之快、面积之大常超出人们之想象，这些年发生在食品生产流通环节的安全问题，已经是做了很好的例证。

　　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说，社会精英对底层民众有巨大的道德示范和号召力，社会精英要是道德榜样做得好，必然对底层有激励作用。可是现如今，社会精英道德沦丧的事令人寒心，也传导和影响到了底层民众，这种“上行下效”的恶果正在一天天地显现出来，通俗一点讲，就是“人心坏了”，整个社会都呈现出“人心坏了”的状况，不能让不令我们沉痛而沉思。

　　如果我们真的对底层民众人所道德寄望的话，首先一条，就是对底动在生存上有更多实质性的救助，或者说反哺底层，如果我们仍然对底动是一种巧取豪夺，甚至觉得不足以满足胃口，增加社会不公，让底层民众有太多的负重。那么，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底层一定是越过道德底线，给社会“下毒”。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救赎自己的堕落，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在下坠，而且在横向的比较中，可能并不觉得有多么的羞耻。其次，是社会精英重塑道德标杆，起带头模范作用，否则，我们无论如何哀叹、劝说底层要树立起道德之墙，功效都是甚微的。所谓“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那种对底层的道德玫瑰色想象的行为，无疑是种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