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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碑立于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九月三日，唐玄宗李隆基（公元685年－762年）御制御书，碑在长安刻好后运至浮山，玄宗亲临安放。此碑通高3.5米,冠高1米,宽1.15米。其额高0.25米,宽0.38米,上阴刻玄宗御“龙角山纪圣铭”六个大字，额周浮雕二龙戏珠图案。正碑身高1.83米，宽1.1米。四周均为线纹图饰。上为凤凰戏牡丹,下为飞天图,左右两边为云朵图案。长1.89米,宽1.27米。碑文首标题为：“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之铭”。正文前携“御制御书”四字,为左相燕国公张说所题。全文共1214字。石碑的碑阴还刻有王公大臣七十五人的姓名，有新罗国王金兴光龟兹国王百孝节的题名（穆宗长庆三年即公元821年三月十日题）。署名众多,也是国内碑铭中罕见的。此碑为庆唐观最早之金石，历经千年的风霜，只是碑近赑赑处，微有剥蚀，总的来说，完好无恙。

 碑文为玄宗以带有明显波磔特征的“八分书”写成，唐玄宗不仅是一代君王，同时他也是一位书法家。在玄宗的爱好和带动下，盛、中唐以后逐渐形成了写隶书的风气，涌现出了韩择木、史惟则、蔡有邻、李潮四大书杰和徐浩、卢藏用、顾诫奢、梁升卿、白羲侄等隶书大家。清人刘熙载《艺概》中说：“欧阳文忠于唐八分尤推韩、史、李、蔡四家。夫四家固卓为书杰，而四家外若张璪、瞿令问、顾戒奢、张庭珪、胡证、梁升卿、韩秀荣、香弼、香实、刘升、陆坚、李著、周良弼、史镐、卢晓，各以能鸣，亦未可谓余子碌碌也。”

 书法理论界有人认为，隶书发展到唐代便跌到了历史的低谷，隶书创作的群体水平普遍低下，隶书大家的水平也是“前不逮东汉、后不及清代，几无创新可言。”而导致这一结果的责任人是唐玄宗。山东范大文学院书法美学专业教授，硕士生导师李宗玮说：“纵观李隆基及四大家（指韩择木、史惟则、蔡有邻、李潮）的隶书，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饱满丰润，章法整齐，横平竖直，波挑规范，但无生机，徒有庄重之貌，缺乏金石古气。他们在追求整伤的同时，却不自觉地失却了汉隶大气磅礴的气势和自然朴茂的风格。因此，唐隶不足为后世法。”这一观点是否偏颇？百度“汉隶”也会跳出这样的解释：“东汉碑刻上的隶书，笔势生动，风格多样，而唐人隶书，字多刻板，称为‘唐隶’，故学写隶书者重视东汉碑刻，把这一时期各种风格的隶书特称为‘汉隶’，以别于‘唐隶’。”是不是唐隶不如汉隶，“字多刻板”已经是盖棺定论？还有待商榷。

汉隶相比于唐隶，汉隶确实显得浑厚、苍茫。而唐隶其时也是风格多样，比如韩择木就是宗蔡邕法，风流闲媚，有“中郎中兴”之称，是扎实的汉隶传承者。唐玄宗的字体规矩中清秀丰盈而不乏俊朗苍劲，也可以用雍容富贵来形容。当然，由于帝王——唐玄宗的喜爱和提倡，巧秀工美的风格和审美取向成为主流，汉隶与这一主流的唐隶作比较，就如同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和优雅清秀的书生，很难放在一起作出孰高孰低的评价，各有所爱罢了。

 再列举其写此碑16年之后，玄宗60岁（天宝四年，即公元745年）撰写刻立的作品《石台孝经》，此碑被视为西安碑林第一碑，不仅是因为它是帝王书，而是字体结体严谨，讲究法度，秀美多姿，是隶书中的典范。看玄宗于开元十四年（726年）41岁，封禅泰山时撰书的“纪泰山铭碑”：笔力遒逸，大气磅礴。唐玄宗的书法不仅是帝王书法的代表，也是中国历代书法界的佼佼者。如果说字如其人，皇帝不是普通人，皇帝的字也就不普通，他的修为、眼界，胸襟和修养都在作品中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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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13年，唐玄宗李隆基先发制人除掉了太平公主，掌握皇权，把年号改为开元。雄心壮志治国兴邦：任用贤臣（量才任官），削减宦官势力（革除弊害），精简机构，裁减多余官员，完善规章制度，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鼓励生产，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史称“开元之治”。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这是开元十四年（726年）杜甫写下的诗篇《忆昔》。

 唐太宗将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左右仆射）合署办公，其办公地点称为政事堂，设置于门下省，唐太宗末年，政事堂移至中书省。其中，尚书省下又设六部，各部长官为尚书，比如吏部尚书，工部尚书。由皇帝指定入政事堂议事。开元初，玄宗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开元十一年（723年）东山再起再任中书令的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中书门下成为决策机构。

开元期间，担任中书令、侍中，尚书左右丞相及六部各部长官加带“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亦为进入到决策层面的“宰相”。

 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夏天（六月），尚书左丞相源乾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元纮、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杜暹三人令玄宗不满，一并被罢相，提拔裴光庭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元二十一年二月卒）、宇文融任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99天后被贬），原来的兵部尚书同中书平章事萧嵩被加封兼中书令。（自十四年燕国公张说罢中书令后，缺此位四年。萧嵩是军事方面的一把好手。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被罢相）；同年，玄宗拜张说为尚书右丞相，集贤院学士。不久，想必也是秋天，再次升官，正式取代源乾曜为尚书左丞相，空出来的尚书右丞相的位子，玄宗给了被罢相已经九年的宋璟，并授其府仪同三司，进爵广平郡开国公。按照时间的计算，裴、萧、张、宋其时是一起共为宰相的。

 由于尚书令一职空缺，其时的尚书左丞相地位比尚书右丞相高。（百度有说：玄宗开元时又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但不理政事，并不是宰相。不解。）

所以尚书左丞相成为朝廷首相。尚书左丞相张说是玄宗李隆基尚居东宫为太子时的侍读。在宫廷斗争中力保李隆基太子位，曾鼓动玄宗果断行事，铲除太平公主集团，李隆基评定太平公主的谋乱之后，即拜其为中书令，封燕国公。但由于其与姚崇不和，多次阻挠，玄宗起用姚崇，张被贬多年。公元721年姚崇死后，张说又被起用。公元723年即开元十一年，张说进为中书令。开元十三年，唐玄宗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就是他担任封禅工作的封禅使。而唐玄宗下令修建“庆唐观”落成，御书安放“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之铭”之时，张说刚好复出，位高权重，在正文前携“御制御书”四字,也就顺理成章为“左相燕国公张说所题”（其时他应该还是右相？）了。可惜，第二年的12月，张说就病故了。张说不仅是一代名相，还是唐代文学家，诗人。政敌姚崇死前还赏识张说的文笔，让家人下圈套取得张说给他写碑文，是很好的说明。张说病故，是玄宗亲自为他撰神道碑文。而宋璟的碑文，又是他去世33年之后，宋璟后裔托其时的重臣颜真卿撰文并书写的，这些都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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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过看电视媒体，知道唐玄宗沉迷女色，是个不明是非的昏君，是指公元736年，他所宠爱的妃子武惠妃病死前后的转变，我理解为他更加沉迷于艺术之中了，当然女色也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李白在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供奉翰林。一日，唐玄宗因酒酣问李白说：“我朝与天后（武后）之朝何如？”白曰：“天后朝政出多门，国由奸幸，任人之道，如小儿市瓜，不择香味，惟拣肥大者；我朝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用，皆得其精粹者。”玄宗听后大笑不止。如果说那个时候，唐朝已经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是朝庭腐败堕落的年代。那么，那个时候李白所说的，就是拍马屁。李白不是个做官的料，仅仅不到两年他就受到排挤离开了长安。也许是他桀骜不驯的性格使然吧，在这里不玷污李白诗仙。

 在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唐玄宗下诏令“民间有文武之高才者，可到朝廷自荐”。唐玄宗的爱才之心，由此可见。唐玄宗的年代文人荟萃，文学鼎盛。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也许是唐玄宗的治国方略给予了人才成长的好环境。不管是出仕为官还是甘当处士归隐山林，在历史上数得出名来的人物有一长串。

 开元十六年，四十岁的孟浩然第二次来到长安，入京应试。落第。滞留长安，游览，写诗，交友。（唐代考试落第，如果得到贵人的举荐和赏识有有可能进官府做官。）孟浩然并没有遂愿。开元十七年冬，孟浩然终于决定离开长安回到襄阳去。（《旧唐书》“孟浩然,隐鹿门山,以诗自适。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

 期间，还穿插一个故事，据《新唐书·孟浩然传》记载，孟浩然在长安落第后，王维曾经邀请他到自己供职的翰林院见面，谁知不巧唐玄宗驾到。孟浩然一时紧张躲到了床下，王维不敢欺君，道出实情。唐玄宗也没有生气，还命孟浩然出来作诗。孟浩然是这样说的：“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是的，就是他著名的这首《岁暮归南山》。

 孟浩然其时已经“为文三十载，闭门江汉阴”，学得满腹文章，得到王维、张九龄等人的延誉，已经颇有诗名。“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他的憋屈当着皇帝面说出来。唐玄宗当然也不认账，是体制弄人，不是他嫌弃他。怪这该死的考试。这一故事也许有神化了的成分，但孟浩然的才华是经过了岁月的检验。

 孟浩然和比他小十岁的王维早已认识。在离别那年的冬天，孟浩然给王维留了一首诗——著名的《留别王维》：“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王维也回赠了一首——著名的《送孟六归襄阳》：

“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长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王维早在开元九年便已及第，此时早已做官多年。境地不同，心情不同，经历的悲伤和欢乐也不同。

王维与孟浩然，一仕一隐，一个在阅尽世态炎凉中渴望归隐，一个在无数次的求之不得中似乎看破红尘。一个在围墙外，一个在围墙里，“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这就是围城的困局。开元十七年的王维已经很不想做官。可见，“开元盛世”也让人想到官场倾轧，政治黑暗。可以感叹，任何一个时代做官，都是有压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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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立《庆唐观纪圣铭》的这一年（即公元729年），李白二十九岁。三年前（726年）春天，李白前往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途经陈州时与少年即成名能诗善文工书法尤擅长行楷书，时年46岁的李邕相识。那一年他也结识了孟浩然（唐代著名山水田园诗人，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37岁，尚未进京赶考）。第二年（728年）早春，李白出游江夏（今湖北省武汉市），再次与孟浩然重逢，在寿山创作了《静夜思》。

 李白和杜甫都为孟浩然写过诗：李白有《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赠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杜甫

写《遣兴》：“吾怜孟浩然，短褐即长夜。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清江空旧鱼，春雨余甘蔗。每望东南云，令人几悲咤。”孟浩然有这么多的知己，人生足已。

关于李邕（李北海）还可以一说，李邕晚景凄凉，被李林甫谋害而死，这一悲事不提。李邕天资聪慧，幼承家学，少年时以擅长辞章而闻名。他好交朋友，名士。用钱没有节制，多次挪用公款。过于张扬自己而被贬职。同时他也是唐代在当时会挣钱的文人，李邕擅长撰写碑石记文是出了大名的。他一生为人撰写碑石记文几百篇，接受馈送达许多万。南宋高似孙著《纬略》记载，李北海前后撰碑八百多。

他的好友，杜甫有诗云：“忆昔李公存，词林有根底。声华当健笔，洒落富清制。风流散金石，追琢山岳锐。情穷造化理，学贯天人际。干谒走其门，碑版照四裔。名满深望还，森然起凡例。”——《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自古以来靠卖文致富发财的，少有人能比李邕。

 李邕是个大人才，前文提到，多数书家认为隶书到了唐代跌入低谷，没有可以与前朝比肩的人。而后人对李邕在书法上的成就的评价却并不吝啬。古人有“右军如龙，北海如象”（明董其昌《跋李北梅缙云三帖》中语）的说法，这是唐代书法家中惟一一位让后人将其与书圣王羲之比肩并立的人物。李邕的行书对后世行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宋元的几位大书法家如苏轼、黄庭坚、赵孟畹榷际艿剿跋臁

 《宣和书谱》说：“邕精于翰墨，行草之名由著。初学右将军行法，既得其妙，乃复摆脱旧习，笔力一新。”魏晋以来，碑铭刻石，都用正书撰写，入唐以后，李邕改变用行书，写碑。书法的个性非常明显，字形左高右低，笔力舒展遒劲，给人以险峭爽朗的感觉，他提倡创新，继承和发扬古代书艺。曾说：“似我者欲俗，学我者死。”

 那个时代，文人之间的友情，在诗中流传千古，李白写下夸奖李北海的诗篇《东海有勇妇》：“学剑越处子，超腾若流星。捐躯报夫仇，万死不顾生。白刃耀素雪，苍天感精诚……豁此伉俪愤，粲然大义明。北海李使君，飞章奏天庭。舍罪警风俗，流芳播沧瀛。名在烈女籍，竹帛已荣光。”李邕虽然挪用公款，但是不知道他接济了多少文人墨客，多少诗篇在他的寒舍雅集中诞生。可恨的是，李邕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李邕的悲剧，对于孟浩然来说，没有高中取仕，是喜事吧？！风流怨事，俱往矣。

 清代史家刘毓盘在《词史》中说：“玄宗皇帝好诗歌，精音律，多御制曲。”唐玄宗富还富有音乐才华，对唐朝音乐发展有重大影响，他爱好亲自演奏琵琶、羯鼓，擅长作曲，作有《霓裳羽衣曲》，《小破阵乐》，《春光好》，《秋风高》等百余首乐曲。他曾选乐工，宫女在禁院梨园中歌舞，这是后来称戏班为“梨园”的由来。玄宗皇帝好舞蹈，亲自改编舞曲。玄宗还好演戏，据说他下场演戏时就扮演丑角，还因此被尊为中国戏剧界的祖师爷，这种全才的人物，今天又到哪里去寻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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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庆唐观纪圣铭碑，看看玄宗写的文章——《庆唐观纪圣铭(并序)》铭云：

神也者，妙有物而为言，化也者，应无方而成象。言岂立神之主，象徵宰化之知。苟言象之不存焉，则神化或几乎息矣，穷神而极化者，其唯至圣之人乎。我远祖元元皇帝，道家所号太上老君者也。建宗於常无有，立行於不皦昧。知雄守雌，为天下谿；知白守辱，为天下谷。故能长上古而日新，雕众形而化淳，齑万物而不为戾，泽万代而不为仁。巍乎不睹其顶，深乎不测其极。复归无物，存教迹以立言；奄有太清，感圣期以利见。肇我高祖之提剑起晋，太宗之仗钺入秦，鹏抟风云，麟斫日月。

 夏臣丑而已去，殷鼎轻而未徙，老君乃洗然华皓，白骥朱髦，见此龙角之山，示我龙兴之兆。语绛州大通堡人吉善行曰：“吾而唐帝之祖也，告吾子孙，长有天下。”於是一开赤伏，而万姓宅心；一麾白旄，而六合大定。传曰：“有声之声，不过百里；无声之声，延及四海。”非夫神唱明德，翕叶人祗者欤！善行以武德三年二月初奉神教，恐无明徵，未之敢泄。至四月，老君又见，曰：“石龟出，吾言实。”於时太宗为秦王讨宋金刚，总戎汾绛，晋州长史贺若孝义以其状上启。遽使亲信杜昂就山礼谒。俯仰之际，灵貌察焉。昂驰还曰：“信矣！”乃遣昂、善行乘驿表上，比至长安，适会郇州献瑞。石龟有文曰：“天下安，千万日。”高祖徵其二异，拜善行朝散大夫，命舍人柳宪往祠焉。玉帛既陈，尊仪复见。其始觌也，杲杲炅炅，若红峰绿岭，吐春日之光景；其却隐也，萧萧条条，若雨息云消，视秋天之泬寥。来莫知其所自，去莫辨其所往。出於寂寞，入於恍惚，盖不可得而详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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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之龙角山者，天地降福之庭，高祖用师之道。峰上有华池灵府，下有石穴洞宫。气接姑射，集神仙之别馆；脉通霍镇，润珠玉之邻家。高祖以云辔频回，霓裾累{敝衣}，故版庙於行过之所，划坛於受命之场，刻饰圣容，彩绘真卫。神光离合，殿堂宛转於空间；云气踟躇，笙磬往还於天路。因改浮山县名神山焉，志灵应也。是岁仲秋及五年三月，晋州奏老君言：“我亳庙之中枯柏更生，子孙当王。”又云：“我神兵助军伐刘黑闼，立夏当平。”事果如言，皆先事之识也。尔后太宗贞观，则矞云泊於庙宇；高宗垂拱，则卿云涌于神座。今又祠中柏树，蒲萄袅而托根，门端桹木；枯枝蓊而还茂，叠黛丰本。扑翠繁柯，聚祥烟青霭；々一色，散佳气葱郁。麟麟万重，识者以为太和畅陈朽之徵，王会纳殊邻之象。惧彼虚应，摇然夕惕。

 朕演灵金根，纂命璿扆，笃学道记，常味至言。是用假涂礼乐，讬宿仁义，寻末以窥本，澄粗以诣精。为无为於此心，事无事於天下，而宗社大福，寰县小康，实上祖惠无疆之休，亦下人率自然之化。夫唯幽容昭见，伟事也；神告帝符，瑰瑞也；发祥善行，吉类也；庆云重作，鸿懿也；戎果附植，合异也；槁干华滋，蕃炽也。此六者，兴王之嘉祉，旷历之绝记者已，朕不敏，颇闻君子之教矣。继其父者天其祖，习其训者父其师，揄扬道德，情存孝敬。商颂美乎成汤，周雅尊乎后稷，先王之旧典也。吾岂坠其文哉！夫戴角之类，龙为之长。羊也定形而不易，龙也神化而无端。龙盖五土之精，国家乘土而王，故改山号名龙角焉。乃铭金石，以彰灵变。词曰：

思文圣祖，元默雷声。混兮无名，超兮至清。清入神舍，名损物假。身尊元元，后有天下。高祖凤翔，云举晋阳。太宗龙战，风趋秦甸。龙角仙都，王师戒涂。圣形入有，神言出无。瑶衣玉骑，告帝天符。神方据我，人亦来苏。乃立清室，微微谧谧。众仙停跸，乃兴庆云。氛氛氲氲，再瑞明君。庭有柏兮，远果寄秀。门有根兮，瘣条更茂。顾惭菲德，蒙神之祐。诵我道经，介我神听。继明五圣，禋事三灵。请从格言，天德出宁。大道幽荫，湛滋广接。意路何阶，言津难涉。化有影响，神无华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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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唐观” 作为唐皇所建的宗庙，它融根祖文化、道家文化、道教文化和李唐政体文化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蕴涵和显赫的历史地位。唐初李渊曾拜认老子显圣于“羊角山”，且为唐帝远祖，武德三年诏令始建老子祠，改浮山县为神山县。贞观年间唐太宗诏改为“兴唐观”。到了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唐玄宗改封老子为“元元皇帝”，诏改此庙为“庆唐观”，并改“羊角山”为“龙角山”，命高力士重修，有三重殿，前为老君殿，次为三清殿，再次为三皇殿。殿内塑有唐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明皇六圣御容。应该是三年后修好或者说三年后，玄宗亲自书写立了“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这块碑铭。

 铭文详细的记述了“庆唐观”的由来，他家族的“神”事——老子之灵应，皇帝之受命等。铭文中对庆唐观的壮丽祥瑞也作了夸奖，通篇都是感慨的文章，不像现在的官样文章，领导讲话。可惜后经唐末五代之乱，该观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不堪。到了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该观都监道士梁志真至京城请求朝廷予以修葺，得到批准。在神山县知县韩望的主持下，修葺了老君殿、三清殿、三皇殿等三大殿。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改庆唐观为天圣宫。元大德七年（1303年），浮山县大地震，三皇殿崩坠于沟壑。1926年，观中失火，三清殿付之一炬。1948年，为支援解放战争，仅剩的老君殿被拆毁。变成了瓦砾废墟。解放后，龙角山成为一座矿山。昔日的道教圣地，销声匿迹。现在是“天圣宫古遗址。”难为这座“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碑屹立不倒，如有神助。也不知是新中国后的哪年此碑被列为了省级重点保护文物，为此碑盖起了保护亭，幸哉。

 再说文中的“鹏抟风云”、“麟斫日月”、“假涂礼乐”、“讬宿仁义”,还有“寻末以窥本，澄粗以诣精”，“继其父者天其祖，习其训者父其师，揄扬道德，情存孝敬。” “混兮无名，超兮至清。清入神舍，名损物假。”都是些好词语，好对子句子，今人没人使用，算是失传了。可以用起来。

2014年2月28日

林善文于昆明翠湖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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