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去拍宽街的段祺瑞府，鬼使神差地，我又绕到了图样山胡同24号门前，我从9岁到21岁在这里住了12年。这是一个标准的小四合院，据说以前是门头沟一个矿主的宅子。门前的老槐树依旧枝叶茂盛，记得小时候经常捉从上面垂下的“吊死鬼儿”去喂鸡。大门显得更加沧桑（不知是谁给涂成了鲜红色），两个箱型门墩雕着菊花图案，有门道，这是下雨时我们玩耍的地方，现在堆满了杂物。院里的垂花门“文革”中被拆除，留下了一个长方形的平台儿，我们叫它“大方台儿”，这便成了院儿里的活动中心，它是街道主任宣读新下达的“最高指示”的讲台；也是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文艺节目的舞台；中间码上一溜砖，又成了我们乒乓对抗赛的球台。每家门前都开出一小块地，清明前后，孩子们把葵花子和希望一起种下去，然后是松土、浇水，眼看着它们发芽、破土、长高、开花、结籽……收获的季节，孩子们捧着锅盖似的向日葵，享受着丰收的快乐。

那时家里都没有电话，只是在胡同西头再往南的石板房胡同有一部公用电话，如果家里有什么急事，或者别人有什么事找家里，都用这部电话，接打一次四分钱，传呼一次也是四分钱。电话的主人是一个有着俄罗斯血统的老太太，深眼窝、高鼻子、小薄嘴儿，头上总盘一条花白的大辫子，瘦高个，微微有些驼背，说话时满嘴的京腔。因为经常传呼电话，所以，她和这里的街坊邻居都混的很熟，不管在街上遇见谁，都要和人家聊上几句。记得有一次，老太太来我们院儿给西屋姥姥传电话，正事说完，免不了又是一统家常，不想西屋姥姥竟然忘记付传呼费，老太太碍着面儿，是绝对不会问人家要的，但又不甘心，粘粘地不肯离去，直到没什么聊的了，又问身边的小姑娘：“你这头真漂亮，谁给你梳的？”“我姥姥。”“怨不得呐！怨不得呐！”……直到西屋姥姥猛然想起传呼费之事，老太太才嘴里说着：“没零的就下次吧！”接过四分钱，走了。

如今，感觉这院子好象小了很多，“大方台儿”和我们种向日葵的地方都盖起了小房，把院子挤的满满的，只留一条窄窄的小道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