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作弊，已成为“社会之恶俗”，这颗毒瘤屡割屡长，难以断根。根源何在？如何处理？1913年5月，年仅20岁的陶行知先生在《金陵光》第4卷第4期发表了《为考试事敬告全国学子》一文，对考试舞弊这一“欺诈之行”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批驳和劝告，可谓入情入理，用心良苦。

陶行知把学生分为“勤生”和“惰生”。“勤生”是“一日读一日之书，一时学一时之业”，惜时如金而又勤勉务实。“惰生”则“光阴宜宝贵也，而等于闲度；学业宜精思也，而苟于涉猎”，荒废光阴而又浅尝辄止。尽管二者学业成就自是大相径庭，但都有可能考试舞弊，“惰生”因“畏”而“不愿自居下风”，“勤生”因“贪”而“求以达其冠军”，所以“始于一念之贪，终于欺诈之行”，出现“枪替”“夹带”“剽窃”“耳语”等舞弊行为。考试舞弊与学生个人学业优劣程度无关，而与学生“考试观”有关，要形成正确的“考试观”，才能过“考试关”。

陶先生将考试舞弊归纳为有五大“恶德”：即“欺亲师”；“自欺”；“违校章”；“辱国体”；“害子孙”。陶行知主要是从道德层面来分析考试舞弊的危害，他指出：“道德为本，智勇为用”，“道德不立，智勇乃乖”，而学生则应“欲载岳岳千仞之气概，必先具谡谡松风之德操；欲运落落雪鹤之精神，必先养皑皑冰雪之心志”，如此才能杜绝考试舞弊行为。当然，陶行知没有停留在个人私德上分析和引导，而是站在国家大义的高度上。他把自由视为“共和之精神”的基础和首要特征，考试舞弊事涉诚信问题，“惟真诚为能令国民自由”。考试舞弊，既涉及“徒招外人之藐视”，又涉及“失其共和国民之精神”，万万不可。

陶行知热切地呼吁全国学子要“以爱国爱人自任”，向考试舞弊行为大声说“不”，勇于尽责，“今日之责不尽，安望将来之尽责乎”。他还强调“欲他日爱国爱人，必自今日不欺始”，从不自欺的自爱出发，才能推己及人而爱人和爱国。杜绝考试舞弊行为，仅靠学子“自爱”“不自欺”等自律是够行的。首先，学校和教师要行动起来，学校规则要“严紧”，教师要避免“以得学生欢心，为保全位置计，见若不见，闻若不闻，弗敢穷就”。其次，广大学子要“毋惮权势，毋徇私情，择善而行，见义而为”，对考试舞弊者“大声疾呼而忠告之，耳提面命而规谏之；忠告规谏之不从，割席与绝之；割席之不悛，鸣鼓而攻之”，也就是说敢于与歪风邪气作斗争。由此看来，陶行知对治理考试舞弊现象提出了学生“自爱”、学校和教师“严紧”、同学“规谏”等多种措施，已有综合治理的思想端倪。囿于他当时作为在校大学生的视野局限，还没有提出社会舆论的引导、国家法规的惩处等措施，但已是难能可贵了。

考风影响学风，学风影响校风，考风不正，学校教育就无从谈起，“斯风不振，教育之前途何堪设想？”学校教育要严肃考风考纪，“革社会之恶俗”，“达肃清之目的而后已”，以实现教育兴国的功能。

备注：本文发表于《教育导报》2021年第8期（总第3536期）三版，刊出题目为《有正确的“考试观”，才能过好“考试关”》，内容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