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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50年代的中国热是逐渐兴起的。中式风格房间中异国情调的彩绘镶板,壁画,绣花帷幕,印花帷幕和墙纸,直至18世纪晚期才开始出现。令人吃惊的是到了19世纪这种风格已不再时兴。彩绘嵌板已很少使用——不过在1762—1763年间白金汉宫中专门为生于德国的夏洛特王后布置了一个彩绘房间——带中式彩绘的房间已近绝迹。安东尼奥·若利(Antonio Joli)为里士满(Richmond)的海德格(Heidegger)大厦的客厅制作了一系列彩绘镶板,其中融合了中式元素,他的灵感源自费舍·冯·埃拉克(Fischer von Erlach)的著作。然而总体上讲这个客厅中式风格并不典型。除此之外,弗朗索瓦·克莱蒙(Francois Clermont)仅为几间房中的天花板绘制了略具东方色彩的群猴图。中式绣花帷幔要更加流行一些。19世纪早期工厂仍在制作艾丽尤耶尔式样的墙帷。现收藏于德国的一套美轮美奂的嵌板可能出自同一工厂。嵌板上绘制了一群术士手提巨大的鸟笼乘龙穿云而过,笼中关着小小的中国人。术士们透过望远镜观测天象,互相交换奇特的吉祥物。大多数“中式房间”以印花亚麻布或壁纸装饰墙面。前者除在当时的日记中有所描述,完整的实物已无迹可寻,虽然通过一些残存的织物碎片还可以想见其当年的华丽。幸运的是很多房间还保留了18世纪来自中国或中式风格的墙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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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从东方进口的墙纸仅被用作棉布或印花布的廉价替代品,因为后两种商品被议会立法禁止进口。到了18世纪,英国开始进口质量上乘的墙纸,适用于装饰最为华丽的豪宅,价格昂贵,甚至于玛丽·沃特利·蒙塔古(Mary Wortley Montagu)夫人原本打算用墙纸装饰她在意大利的别墅,最终却选择了相对便宜的锦缎。这些墙纸通常声称产自印度——这是当时对远东进口产品的统称,并无他意——其实无疑来自中国。1750年,赫瑞斯·沃波尔提到一间书房用“我喜爱的中式风格装饰,我正以同样风格装修里格比(Rigby)先生在埃塞克斯的宅邸。墙上挂着大幅印度风景画,画框是黑色木雕,柱楣为同色木雕。地板与墙面都贴着粉红色墙纸”。(当然这种从中国进口的墙纸专为欧洲市场设计,比起一般中国家庭所用的要豪华精美得多。)这一时期最为流行的进口东方壁纸每一幅上绘有一棵大树,奇异的珍禽在枝叶间鸣叫。另一种画着曲折的回廊,一座小屋,屋前站着几个中国人。随意点缀屋舍及田园山水风景的壁纸也颇受欢迎。英国制造商对这些流行墙纸的仿造惟妙惟肖,他们的产品,尤其是沃顿-安德埃奇 (Wotton-under-Edge)一幢屋中的墙纸,已经不能称为“中式风格”,而只能看做对原作的剽窃了。

这类墙纸也出口到北美并获得一定成功。1738年波士顿的托马斯·汉考克(Thomas Hancock)曾给伦敦的文具店主写信并附上他最近看到的一种墙纸的样品,他订购了足够装饰两个房间的这种墙纸。“附上的样品是新近一个房间装修时剩下的,这种花样在城中挺时兴”,他写道:“请您精心制作我的订货,价格尽量优惠,要是能在墙纸上到处多画点儿鸟儿,底下多添点儿风景什么的,就更漂亮了……三四年前,我的朋友弗朗西斯·威尔克斯(Francis Wilks)买了同样风格的墙纸,但比样品华丽得多。他是从我们这儿的山姆·沃尔顿先生那儿买的,由奥尔德曼伯里(Aldermanbury)姓邓巴(Dunbar)的商人制造……这种墙纸上还画了各式小鸟,孔雀……松鼠,猴子,花果等等。”

“到处多画点儿鸟儿”之类的要求是当时的时尚。中国风的爱好者们很少满足于真正中式风格的简洁。英国制造商当然投其所好地生产堆砌着东方图案的墙纸,其艺术效果与中国制造的原作大相径庭。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中藏有几幅类似的墙纸:1720年左右生产,深褐浅黄相间的植绒质地,绘有粗糙的东方建筑,异国情调的花鸟和东方人物。另有一幅嵌板,描绘骑着骆驼的中国人, 背景为繁花盛开的大树,制作时间大约是1770年,但整个风格仍是洛可可式的。通常卧室和化妆间以印度或英式中国风墙纸装饰,并搭配中式家具为之增色。1746年,德拉尼夫人的化妆间“贴满绘有鲜花珍禽的印度墙纸……印度风格的天花板,窗框和房中家具以同样风格搭配,卧室仍用印度墙纸装饰,金黄色地板,寝具均为金黄两色刺绣的白色锦缎,产自印度”。 德拉尼夫人稍后很可能从长期保持通信的维西(Vesey)夫人那里学到一个新颖创意。据她说,这位夫人的“奇思妙想是将人物和花草从印度墙纸上剪下,浸在油中使其透明,然后贴在她化妆间的窗上仿造玻璃彩绘,效果甚佳”。不甘于让这些女学者抢尽风头,蒙塔古夫人炫耀自己的化妆间“恰如印度女神的殿堂……窗帘由薄纱制成,上面绘有中国画,印度式扇形椅背上放着日式锦缎靠垫”。

当时很多房间家具布置与印度墙纸的异国情调相配。窗户之间镶嵌着穿衣镜,镜框通常为规整的洛可可式卷须花样,上面栖息着凤凰,门框上游龙和繁茂的枝叶取代了古希腊式人字形设计,壁炉四周以洛可可式涡形花纹装饰,花纹延伸至壁炉顶端,顶端通常是一个宝塔形亭子或是其他中式造型。遗憾的是许多这样精美的房间已不复存在,好在其中最为富丽堂皇的一间,在白金汉郡的克莱顿行宫(Claydon House)中得以完整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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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顿行宫的房间风格各异,从古典式的严谨到洛可可式的标新立异,从意大利式帕拉丁(Palladian)风格到中式风格无所不包,但这并不影响其魅力。仅在大厅中其各种风格之间已展开混战:古典风格的楣柱之上,嵌在壁龛中的圆形画像蹙眉凝视,壁龛四周以贝壳形曲线修饰。古希腊爱奥尼克式柱头上奇异的珍禽梳理着羽毛。而楼上的中式房间里洛可可风格占了上风。洛可可式富丽奢华房间的最后典范之一建于18世纪60年代,其时此类浮华之风已开始被摈弃。这个房间是莱特富特(Lightfoot)先生的杰作,他是木匠,建筑承包商兼设计师。托马斯·罗宾逊爵士对他的评价是:“其设计中常有疯狂创意”。每扇门均为宝塔形,四周是网格栅栏,塔柱是中国官吏的雕像,人像的脸被流动的涡形纹饰环绕。同样神秘的东方面孔从壁炉上雕刻的花丛和滴水冰柱之中向外窥视。然而与房中繁复华丽的茶室相比,这些门和壁炉的装饰已经算是相当克制的了。茶室各处悬挂吊铃,鲜花盛放,墙面饰有贝壳和涡形花纹。仅有的几处较为简朴的墙面也绘有雅致的回纹图案。这一奇特奢华的房间外表看去颇似一艘潜艇,令人联想到遥远幽深的海底海神居住的珊瑚宫殿。

克莱顿行宫中这一房间是现存英中式洛可可建筑最为奢华的范本。然而以优雅品味而言,它还不足以与欧洲大陆某些相同风格的建筑相媲美——如卡波迪蒙(Capodimonte)的瓷屋或位于温琴扎(Vincenza)的詹多梅尼科·蒂耶波洛(Giandomenico Tiepolo)以壁画装饰的房间。由于缺乏整体设计理念,这个房间将过多互为独立的风格元素生硬地堆砌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而且整个装潢,尤其是雕刻的工艺较为粗糙。但从房中的家具可以看出,当时的英国工匠已具备精湛技艺,能够制作出洛可可时代最为优雅华丽的中式家具。不过中式家具的兴起要追溯到18世纪早期。

17世纪后期直到乔治一世统治的英国,黑漆家具颇为盛行。而18世纪流行的日本漆器与几十年前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如南肯辛顿科学博物馆收藏的一支气压表,如果不是上面刻着制作时间为1719年的话,很可以看成是1680年左右的产品。这一时期的欧洲大型黑漆座钟尤为盛行。安妮女王及乔治王朝早期风格的桌椅橱柜常在黑漆背景上绘制中式图案。带兽爪球形和弯形桌腿的红黑两色日式棋牌桌当时也颇为流行。而橱柜和办公桌已取代了17世纪带支架的漆柜。这些精致的家具大多装点奇异的人物,花草和鸟兽,但其基本形状并不过分追求异国情调。书桌顶部通常是严谨的古希腊人字形,就连最苛刻的帕拉丁设计师也会加以首肯。此类黑漆家具仿造得相当地道,鉴赏家常常难以确认它们是英国制造还是出自东方的原作。当时最为精美的黑漆家具是橱柜。但众多水平拙劣的仿造者也在勤奋工作,依照斯托克和帕克(Stalker and Parker)的产品订单调制着清漆,然后涂在各种合适或并不合适的家具上。

18世纪30年代末漆具似乎已不再流行,但50年代又以不同形式重回时尚。 中国风的时代尚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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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

作者：[英]休•昂纳 著

译者：刘爱英  秦红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