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节选自《时评中国》一书的作者自序《我不喜欢得罪人，但对不起，我是评论员》。

我的评论常能引发讨论成为热点话题，2015年我的评论文章中引发较大讨论的，除了《学新闻的第一份工作千万别选新媒体》《没在传统媒体待过真不能叫做过新闻》，应该是《雪夜妄评中国各大新闻系毕业生气质》这篇了。我预料到会是一颗炸弹，但没想到是原子弹的效果，那么大的争议声让我觉得挺奇怪。妄评嘛，我本就没想细描，只是凭自己的印象给新闻系毕业生画一幅漫画—漫画嘛，寥寥几笔的勾画，但求某一点神似，自然比较潦草和抽象。我画的明明是漫画，却以无码大图的高像素照片标准来要求我，这是小文无法承受的批评之重。

我是听得进批评的，以批评为业的人，更应听得进同行的批评—但一些批评明显逾越了正常批评的范畴，而变成阴阳怪气的人身攻击。一个朋友说：“曹老，你怎么得罪这么多人，我所在的群里很多人借机攻击你，我力挺你，帮你解释，快顶不住了！”

我无奈地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得罪那么多人了。我很本分，不属于那种爱挑事爱打架的刺儿头，真的不想得罪人。但对不起，我是评论员。”在我看来，如果评论失去批评的基因，那就不是评论了，那种评论我写不出来。让我说违心话，让我像有些人一样变得世故和无耻，让我对丑恶失去愤怒感，一起融入庸俗的大合唱，一团和气，做个老好人，谁也不得罪，对不起，我做不到。

听朋友讲过很多关于我得罪人的故事：

一群人聚会，席间一直聊我，最后一个人举杯说：“啥也不说了，讨厌曹林的一起碰个杯。”媒体人吃饭常可分为“鸟曹林”与“不鸟曹林”两组，两组人吃着吃着能掐起来，可见争议之大。

某媒体的编前会，该媒体的老总愤怒地说：“查查那个曹林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以后我们不招那个学校的毕业生。”在座有位领导是我的学长，低头一边窃笑一边给我发短信。

某台记者在微博上私信给我说：“因为你批评过我们，我们领导很不喜欢你，不好意思，都不敢公开转你的微博了，怕领导看到我们互粉了不高兴。”

朋友给我说时是当笑话讲的，我也是当笑话看的。

我写过批评“极左”的文章，这两年那帮“极左”在微博上对我的人身攻击已经肆无忌惮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这些人越疯狂，越证明我的批评没有错，正是批到了其要害。

有人说，多数人25岁就死了，一直到75岁才埋。我不想做一个25岁就让自己的个性和锐气被磨光的废人，不想做一个世故、成熟、平庸到只会说正确的废话的评论员，不想变成一个装在套子里、生活在面具里的双面人。作为一个公民，我热爱自己的国家；作为一个评论员，我要履行一个评论员对这个国家的责任。今年我37岁了，人生的路差不多已经走了一半，这些道理我深深地明白。

我不是一个自负到听不进任何批评的人，我也不觉得自己的评论都没有问题，我不怕得罪人的评论自信来自对事实、逻辑和常识的尊重，来自在公共事务上运用自己理性的公心，来自见得了阳光的光明磊落，来自对中国的进步无法阻挡的坚信。写了10多年评论，没评过假新闻，没被反转新闻打过脸，判断多能经得起事件发展的考验，评论所提起的议题常能成为热点而引发业界学界思考，对一个戴着镣铐跳舞的评论员来说，可以及格了。

我的自信还来自家人、领导、同事、朋友对我的支持，来自在大学讲课时众多学子热切期许的眼神，来自众多讲座中学员们的热情鼓励，来自无数个读者在我的微信公众号中给我的留言，来自我每个生日到来时无数粉丝给我的寄语。读着这些寄语和留言，我常常热泪盈眶，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喜欢着、爱着我，这是我的评论自信最坚实的源泉。

我不是一个偏执的人，在一些事情上有时会选择妥协，妥协到夹在中间两边挨骂；我也不爱把“新闻理想”这个词挂在嘴上，我甚至在讲课时一再让学生们要克制自己的新闻理想，平常心去做新闻。但干好新闻评论这份职业，坚守自己的原则和信念，坚守阳光与正义，心中是不能缺少理性情怀的，否则就很容易摇摆，很容易行之不远。一句真话的分量比整个世界还重，为了这份坚守，我不怕承受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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