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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织》评赏

在《聊斋志异》近五百篇作品中，《促织》是最受评家重视和青睐的名篇佳作。近半个世纪以来，对它进行评赏的文章已有数十篇，数量之多不仅在《聊斋》各篇中遥遥领先，在全部古代短篇小说中也是首屈一指的。一篇不足两千字的小说享誉如此，不同寻常，究其原因，主要在它本身。它有深刻的思想、精湛的艺术、动人的力量、很高的价值，是古代短篇小说当之无愧的艺术精品。

促织是蟋蟀的别称，俗名蛐蛐。早在唐天宝年间（742—756）斗促织就已成风，以后历代不衰。明宣宗朱瞻基好斗促织，有籍可考；造成百姓家破人亡，有史可查。据王世贞《国朝丛记》所载，宣德九年七月，敕令苏州知府况钟“协同”内官安儿吉祥“采取促织”，一次就要一千个。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也说“我朝宣宗，最娴此戏”，直到沈氏生活的明末民间还流传着“促织瞿瞿叫，宣宗皇帝要”一类俗语。吕毖《明朝小史》还记有一则《骏马易虫》：由于宣宗“酷好促织”，遣人“取之江南”，致使此物“价腾贵”，一头“至十数金”；枫桥一粮长“以郡督遣，觅得一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其妻窥视，小虫跃出，被鸡啄食，妻惧而自缢；夫伤其妻，“且畏法”，也自杀而死。这就是《促织》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基础。作品开头叙述的皇帝、县令、猾吏、游侠儿围绕促织的种种行径正是上述现实的概括和写照，文字简要，一针见血，为主人公成名即将演出的悲喜剧造设一个纵深宽广的历史舞台。

作品以悲剧为主调，大半篇幅写老成、朴讷的成名及其一家为一只小小的促织所受的磨难和痛苦。这种描写是充分现实主义的，也是非常感人的。前后分为三个层次：捉虫不得，惨遭追比，一层；求神得示，捕得佳虫，二层；虫死儿亡，夫妻绝望，三层。第一层就把受害的成名写到绝境：几经拷打之后，连虫也不能捉了，“转侧床头，惟思自尽”。第二层，以女巫出现为发端，转写成妻求神问卜，外趋缓而内益急，致使“不能行捉”的成名又“强起扶杖”，忍痛捉虫，对其所受折磨的表现更进一步；而后以捉得佳虫陡转一笔，以“举家庆贺”“备极护爱”作一收束，实际是以喜乐之象反写世事荒谬之甚，百姓受害之深，并为即将到来的悲剧高潮预做准备，留下地步。第三层，以成子“发盆”、弄死佳虫为主要关目，笔锋再转，气氛骤变，其母“面色死灰”，其父“如被冰雪”，小儿投井自杀，夫妻“抢呼欲绝”，全家完全陷入绝境。从前一绝境到后一绝境，有张有弛，螺旋式上升，展示一出切实、逼真、充满血泪的人生悲剧，直到推出悲剧的高潮，具有现实主义悲剧艺术特有的真实感、亲切感和动人心弦的感染力。

然而，成家小儿并未死去，他的精魂化作一只“轻捷善斗”“应节而舞”的神奇的促织，被官吏层层进到宫中；皇帝大悦，厚赏进献之官，成名也因此进学、发迹，悲剧从而变成喜剧。从一方面看，这种结局似乎削弱了悲剧气氛和效果；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又利用神异幻想的艺术情节和形象结构把悲剧推向新的境界和新的高度，并以喜剧的结局对荒谬的现实进行有力的揭露和批判。首先，成子化为促织，正是其灵魂极度悲苦的艺术表现，给人一种死也不能解脱之感。这比投井更可悲，是现实悲剧的延伸和升华，既动人心魄，又发人深思。它使我们想到卡夫卡的名作《变形记》，一个过度紧张、疲于奔命的小职员在一个早上忽然变成大甲虫。这使他由家庭的支柱一变而为家庭的累赘，被人厌恶和嫌弃，在孤独、压抑中悲惨地死去。这种现代主义的变形艺术与古典小说中小儿化虫的神话情节属于不同的艺术形态，自然不能同日而语，但又有其明显的相似相通之处：两者都以人化异物的奇幻意象成功地表现了现实对人的摧残和压迫，突出地显示了被摧残、压迫的主人公的悲苦灵魂。就此而言，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二，从批判现实的主题来看，喜剧与悲剧相反相成，是同一现实本质的两种相反的表现：皇帝好斗促织，百官争献邀宠，既可使人倾家荡产，以至丧命，也可使人平步青云，无端发迹。成名忽而痛不欲生，堕入灾难的深渊；忽而“裘马扬扬”，进入富贵天堂，而这一切都为了一只毫无用处和价值的小虫。这就充分显出皇帝的昏庸、腐朽，官场的黑暗、混沌，世事的荒唐可笑，社会的乌烟瘴气。总之，悲剧和喜剧把现实本质的两个方面同时显示出来，大大增加了作品的内涵和形象的艺术概括力。

全篇只有成妻说的两句话，此外通篇都是叙述，但绝无单调乏味之感，而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眼前，极简捷，又极精致，多用白描，又栩栩如生，真如冯远村在《读聊斋杂说》中说的：“文笔之佳，独有千古。”村人求神问卜的场景，神巫暗示虫所的图景，成名扶杖捉虫的光景，成家虫死儿亡的惨景，都以少许笔墨写得神气十足，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态，如临其境，如入其中，不能不受到艺术的感染。作品不仅以促织为题，也多次写到促织本身。看来作者蒲松龄不只是一般地熟悉这种小动物，大概还读过《促织经》《促织志》一类书籍，了解它们的种种异状和习性，三言两语，状貌即出，品类不同，神态各异。后写小虫与“巨敌”相斗，尤为精彩，“暴怒”“直奔”“腾击”“振奋作声”“张尾伸须，直龁敌领”“翘然矜鸣，似报主知”等语，气韵生动，色彩鲜明，连成一气极有气势，以至很难译成旗鼓相当的白话口语。把“张尾伸须”稀释成“张开尾巴，伸出须毛”，神采也就失去大半。精妙的语言就是这样，像托尔斯泰说的，“既不能加一个字，也不能减一个字，还不能改动一个字”。古人所谓“悬诸国门不可增减一字”。

本篇矛头直指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不仅针砭好斗促织的明宣宗朱瞻基，还在“异史氏曰”中推及一般皇帝，向他们提出“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的忠告。这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

（马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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