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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细雨中呼喊》在表现弃绝的同时，也表达了回到真实生活中的愿望，因为被弃绝，而更加强烈地渴望被接纳，渴望家的温暖和集体的慰藉。那种叙述的语式、语感，无不渗透着弃绝的感受。在“弃绝”中经历内心生活，去体验友爱与幸福，那些微不足道的事实都成为一种至福的依据。

余华力图回到一种童稚的心理状态中去还原那种感觉方式，给出更具有纯真儿童的感性的心理经验。儿童的无知与敏感、天真与不幸、欢乐与恐惧等总是被置放在一个可变换的关联域中来表达。当然并不仅仅是故事的叙述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事实上，余华花费大量笔墨去发掘埋藏在童年记忆中的心理经验，那些故事情境，或者说故事的内在动机，总是以童年的“心情”为中介环节加以推动。这种孤立无援的“心情”当然构成全部心理经验的内核。当“我”被父亲绑在树上殴打时，村里的孩子兴致勃勃地站在四周观赏，而“我”的两个兄弟神气十足地在那里维持秩序。这次殴打之所以是“终生难忘”的，不仅因为蛮横的父亲，也因为孩子世界里的阴谋、陷害以及冷漠和欣赏痛苦的爱好，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因此“我”小小年纪就学会记仇，在作业簿上记下殴打的标记，也就不足为奇了。那种孤立无援的心情总是不断从叙事中浮现出来，它是整个童年经历的深挚记忆：“时隔多年以后，我依然保存着这本作业簿，可陈旧的作业簿所散发出来的霉味，让我难以清晰地去感受当初立誓偿还的心情，取而代之的是微微的惊讶。”

余华在表现这种弃绝心理时，不是一味发掘那种悲苦的意味，而是去建立一种反讽性（或者说黑色幽灵）的语境，使孤独感具有更加丰富的美学意味。这个孩子被父母送给别人时，却“以为前往的地方是一次有趣的游玩”，甚至还有些得意洋洋。这种强烈的反差显然映衬出更加不幸的生存境遇，儿童对自己生存处境的错误体验油然产生“黑色幽默”的精神。然而，更经常的则是对那种孤独心理的细致刻画，当“我”的养父死后，独自一人回到南门，“仿佛又开始了被人领养的生活。那些日子里，我经常有一些奇怪的感觉，似乎王立强和李秀英才是我的真正父母，而南门这个家对于我，只是一种施舍而已”。正是对“感觉”和“感受”的强调，使这个回忆童年经历的故事带有很强的心理经验特征。

然而，超越绝望却是从不幸的生活中不可抑制地滋长起来的强烈愿望，不管是叙述人还是年轻的主人公，都始终从真实的生活中体验到那种令人欣慰的游戏精神。在对外部世界的感受中，在对自我的体验中，那种孤立无援的“弃绝”始终透示出一种奇怪的“幸福感”。正如叙述人所说，“从童年起就被幸福和绝望这两个事实纠缠不清了”。也许是幸福与绝望相互穿插，或许更为主要的是幸福与绝望相互混淆重合，在孤立无援的日子里，不仅仅是“我”，还有那些同伙，在那些弃绝的生活境遇中却不可抑止地滋长出一连串的希望，在弃绝的每个间歇的片刻都能找到微不足道的快乐。这就是在孤独中对自我经验的深刻体验，从而感受到生命的一种价值。也许儿童或少年人那些友谊变得弥足珍贵，但是更重要的依然是那种反抗弃绝的精神，在弃绝的生活世界里却能盲目生活下去的倔强态度。

确实，余华讲述的那些关于弃绝的故事并不黑暗，相反，却有一种奇怪的信心。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余华对全部生活阴暗面的正视，生活无可挽回地全部破碎，所有的希望都将落空，那么，还有什么比正视这一切可能更能获得真实的幸福呢?真正的幸福就存在于弃绝的边界，恰恰是在那破碎的生活敞开的时刻透示出的几缕光线，给予无望的童年生活以无限慰藉。那种对弃绝生活的“无畏”戏弄，例如打碎了收音机上的小酒盅却公然威胁身强力壮的养父王立强，如此拙劣的自卫显然有一种夸张的童年稚气；而事实上，在郊外田野“发现”王立强与“阿姨”时，那种慌乱的奔跑其实就掩盖了一种欣喜；甚至连自虐式的弃绝都是一种自娱的游戏，与其说从这里走向童年的末日，不如说从这里走向自我更新。“至福”的境界随时都可以从弃绝的生活缝隙中敞开，因为生活是如此无望地处于绝境，只要稍微不那么绝望，就是难得的快乐了。我们这个小小的主人公真正有一种西西弗斯的精神，加缪称之为悲剧，在我看来那也是一种幸福，孙光林，这个倒霉的孩子不就是经常这样向弃绝的生活争取幸福吗?

因而，那些本来令人悲痛的事件，却经常变得感人至深，它们洋溢着一种奇怪的“至福”情调。当养父自杀身亡，病魔缠身的养母也悄然离去时，十二岁的“我”突然成了孤儿，唯一的财富就是养母李秀英遗留的那把小凳子。这个真正的孤儿把凳子重新扛到了肩上，“然后哭泣着走出码头”。随后发生的故事是两位少年朋友悲壮的送行：

刘小青则是憨厚地替我扛着那把凳子，跟在我们后面。可我后来却遗忘了这把凳子，就像李秀英遗忘了我一样。轮船驶去以后，我看到国庆坐在那把凳子上，架着二郎腿向我挥手，刘小青站在一旁正向他说着什么。他们置身其上的堤岸迅速地消失了。

我想，任何人读到这一段都不会无动于衷的，一个12岁的少年被“弃绝”到这样一个孤立无援的境地，给予他支持和慰藉的只有同样不谙世事的少年朋友，他们全然不知，也不理会前面生活的凶险，这次绝望的送行就像是随便举行的一次游戏，那把凳子使不幸的生活变得生机勃勃、兴味无穷。正是有了这种幽默精神，这种盲目的幸福感，生活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令人绝望，相反，人们总是生活在绝处逢生的“喜悦”之中。因此不难理解，余华讲述的这部有关弃绝的心理自传，看上去更像是一次拼合摆弄破碎生活的游戏，那些微不足道的快乐、笨拙的欲望、盲目的欣喜、纯朴的友情、可笑的失败，等等，都使身处孤独中的“弃绝”变成了一次幸福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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