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来考虑恐慌进攻和对受害者冷酷刻意的折磨之间的区别。

后者通常会涉及心理上的压力，例如威胁受害者长达数小时，让她抱有取悦攻击者的希望；但攻击者却并不会因她的低声下气而满足，而是将其作为踏脚石走向最终的暴力（例如那名男子最后拿起了猎刀）。在这里，节奏比突如其来的冲突要慢得多；攻击者的情绪基调相对冷静，而不是丧心病狂的状态。恐慌进攻具有戏剧化的特点，能够建立起高度的紧张感，包括对峙的紧张与冲突的紧张，随后又会突然崩溃，转化为过度杀伤的冲动。恐怖主义性质的折磨则更像是悬疑恐怖片：它并不建立在突如其来的冲突事件之上，而是经过攻击者的精心谋划；就算不是有意识的精心计算，至少也已成为一种日常习惯，攻击者反复叱责受害者，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和各种场合中找茬，甚至毫无理由地挑起争端。

与恐慌进攻相比，这里缺少的是整个第一阶段，也就是紧张感建立起来并释放成为恐慌进攻冲动的阶段。不过，伴侣之间的虐待有着恐慌进攻后半部分的特点，也就是攻击者和受害者在暴力过程中的相互浸润循环，以及攻击者的自我浸润循环。也许我们可以将这种虐待关系形容为一种截断的恐慌进攻，也就是虐待者找到了一种不同的路径，这一路径同样能够引向恐慌进攻的结果。驱动恐慌进攻的紧张与能量并不是来自于之前的冲突，例如军事战斗、警察追捕行动或一场白热化的家庭争吵，而是来自于支配受害者的过程。这一拖长的心理阶段，正是一方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另一方的战斗过程，体现为攻击者诱使对方摆出低声下气的姿态，而后却又拒绝这种态度，认为其还不足以取悦自己；这成为一种无止境的逗弄，完全处于虐待者的控制之下。虐待者能够从中获得冲突性紧张，并用来驱动自己的暴力行为；这是一种刻意而为的方法（至少在未公开表明的层面上），让自己进入一种愉悦的与受害者之间的相互浸润情境，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我浸润。虐待者学到了一种复杂的互动技巧，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和对方的反应来创造一种情绪回馈的最终状态，而不是进入嗑药般的癫狂。无论多么可怕，这都是一种知识，一种在经常虐待对方时还能让自己感到舒畅的方式，就像瘾君子在吸毒时仍能感到畅快一样。

我们对这种虐待性质的暴力进行了不厌其烦的微观分析，目的在于寻找让这一切发生的某个转折点，或是某些情境性的事件。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会进入那条隧道，而其他有着同样背景乃至前景特质的人却并不会。我的论点是，这种虐待性质的暴力包括若干种不同的浸润，而双方均会在学习和交涉中进一步发展这种浸润的循环。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谈判过程，也是双方互相试探彼此的长处与短处的过程；在这期间，双方需要利用自己在眼前这一情境中的资源（强制性的力量，物质资源，情绪仪式，互动市场机会等）。这里重要的并不只是资源本身；这些资源会被带入行动，用来控制对方。这其中还会涉及一些技巧；双方也许能够习得这些技巧，也许不能。

从攻击者这一方来看，这些技巧包括了解如何从受害者的浸润中获得力量；与此类似，也要了解如何从自我浸润中获得动力——例如源源不断产生的怒气。通常来说，这些都要视具体关系而定，在特定的伴侣、家庭或群体中都会有所不同；因为如果一个人想要在自己的怒火中越陷越深，他身旁的人就应当早已习惯和默许了他这么做。这其中包括一系列过程，需要一小步一小步地积累起来，就像一支军队在发起总攻前会先慢慢攻城略地。

这些技巧中既有短期的（例如在暴力行动中攻击者自身与受害者的相互浸润），也有长期的（如何一步一步地达到目的）。相应地，也必然会有一些技巧（尽管可能是暗含且不经意的）能够让某些人（显然是大部分人）拒绝走得更远。这包括所谓夫妻共同暴力案例中发展出的技巧；在这些情况中，双方的资源达致平衡，冲突停止，无法进一步发展下去。

从受害者这一方来看，也同时存在一种类似的学习过程，只是这些过程最终会产生可怕的结果。一个人需要学习如何成为受害者。这既发生在暴力进行的短期过程中，也发生在暴力发生之前的长期酝酿中。一个人会学习如何陷入冲突并让自己扮演防御一方的角色，并会愈来愈被动，眼睁睁地看着冲突性紧张/恐惧将能量从自己身上转移给攻击者。人类在情感上倾向于仪式性团结，乐于对彼此保持关注和情绪浸润；如果有其他人在设定这种关注的模式、语调和韵律，人们就会倾向于接受这种设定，从而避免争吵所带来的紧张。这种情况通常仅仅是为了避免片刻的不快而已。但这是一桩赔本买卖，因为当下的团结仪式虽然符合戈夫曼式的表面互动，但最终却可能导致付出更大的代价。无论如何，我们都有理由认为，这是在学习一种让目前的情境尽量少受干涉的技巧。受害者会在特定的情境中学习扮演成为攻击者的附庸；有些人是在偶然爆发的恐慌进攻中习得了受害者的角色，有些人则是在长期反复的折磨中学会了取悦他人。攻击者将这种取悦视为一种游戏，用来制造焦虑感和背叛感。

从这一角度来看，用背景因素来预测家庭暴力是具有不确定性的，采用哪种特定路径来走向暴力也是具有不确定性的；这并不是一个方法论或哲学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这是存在于人世间的不确定性，因为这关乎人们究竟如何实现一条互动仪式链。究竟会发生什么，取决于在某一特定关系中的双方习得了哪些技巧。要想让虐待与暴力得以发生，两条习得技巧的链条必须同时存在：攻击者必须习得如何对待特定受害者的技巧；这其中可能包括高度的自我浸润，以推动攻击者陷入冲突与暴力；此外，他们还必须习得如何将自己的能量浸润在他人对暴力的反应中。

另一方面，受害者则必须习得如何与攻击者相处，让关系得以存续，并不自觉地鼓励攻击者发展他的技巧。在暴力发生时，可能存在两条路径：受害者可能也学到了一些反抗的方法，但却并不足以将冲突限制在普通的、双方力量均衡的范围之内；这一路径会导致紧张感进一步加强，最终导致恐慌进攻。另一条路径则是采取慢性而隐匿的姑息态度，从而导致恐怖主义式的折磨。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可能会获得一些微不足道的仪式性补偿，但最终却会被动地陷入被折磨的角色之中。

也许还存在其他一些路径。但是，所有路径都必须依赖于两种习得过程共同发生：攻击者习得虐待的技巧，受害者则习得扮演自己的角色，或者至少也是未能习得如何阻止暴力。这两种角色在霸凌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因为霸凌案例中存在富有技巧的攻击者和受害者——尽管后者的技巧可能体现为社交上的毫无技巧。

这既令人沮丧，却也予人希望。背景资源并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情境性的管理技巧能够弥补资源的不足。情境技巧也许能够阻止打斗，或者平衡双方的能量，从而迅速解决争斗。此外，即使缺乏资源，人们也有可能习得支配技巧。从这一角度来看，也许动用暴力的并不一定是那些失去经济地位或其他资源的男性；暴力并不仅仅是一种粗暴的武力，它也有可能成为一种技巧，让攻击者学会挑选和操控受害者，并令其扮演好受害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