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成立之后的第一届专题研讨会上，来自海内外的经济学家和青年学子们各抒己见、各领风骚，为推动这一最有潜力的发展理论的发展建言献策，也为我们细致勾画出了这一理论的全貌。

我同意我跟王勇和鞠建东老师做的这篇论文并不完美，模型中做了很多特殊假定。但就目前来说，可以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模型。因为至少它表达了新结构经济学最核心的观点，即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有不同的产业结构，一国在某一特定时点的产业结构是由该国在那一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产业结构的变化是由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来推动。这个模型基本上是马歇尔的体系，即假定是信息完全的、不存在摩擦的完美世界。如果把信息不完全、有摩擦等引进来，就可以讨论政府、产业政策等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如果再引进家庭进行储蓄提供资金，企业进行投资提供回报，以及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等，就可以讨论金融的作用；等等。所以我觉得JME这篇文章的模型可以作为一个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模型，在此基础上来模型化新结构经济学讨论的其他问题。

我觉得我们的野心也可以大一点。我们可以在阿罗-德布鲁（AD）的一般均衡体系里引进要素禀赋结构以及产业和其他结构，并让产业和其他结构的决定和变化内生于要素禀赋的结构及其变化，使没有结构的AD体系成为这个更为一般的均衡体系的一个特例。我知道要引进结构并将其内生化很难。但是，阿罗当初要把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发展起来的新古典体系用数学很简洁地表示出来也是很难的，所以，他找了数学家德布鲁和他合作，虽然阿罗本身的数学也非常好。他们对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的整个体系、整个机制是什么都很了解，然后他们找了一个合适的数学形式把这个体系、机制表示出来。AD一般均衡体系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结构，我们现在认为经济发展的表层现象是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表层之下则是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产业技术结构和决定交易费用的基础设施、制度安排结构的不断变迁，而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产业、技术、基础设施和制度结构及其演变则是由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差异和变化所决定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又是由家庭的生育选择所决定的劳动力增加和家庭的消费和储蓄选择所决定的资本积累的相对速度所推动的。

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在最一般的条件之下的新结构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我们能暂时接受JME的那个有很多特殊假定的模型作为基本模型，但是，最后的目标是要把这些根据特殊假定的约束都放松掉。我同意张乾讲的，只要思路清楚，一定可以用数学模型表示出来，无非就是还不知道哪个数学方式合适。既然如此，我们就要有意识地去寻找。当年卢卡斯推动理性预期革命时就是这样。他发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不能解释滞涨的现象，他对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和机制有了新的认识，必须有一个新的数学方式才能表示出来，他就去找，最后找到了贝尔曼方程。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知道研究发展问题，结构非常重要，而且结构的决定因素和演化必须由要素禀赋结构来决定和推动，那用什么样的数学方式能够表述出来？目前的微积分不能达到这个目标。陶勇提出的泛函是不是能达到这个目标？努力看看再说。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才辉和陶勇说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但万一成功了呢？而且，若泛函不行我们就再找另外一种数学方式。既然逻辑这么清楚，一定能用数学模型表达出来，对此我们一定要有信心。

努力必须有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长远的目标到最后，当然是使阿罗-德布鲁体系变成我们提出的新的一般均衡体系的一个特例——不是推翻。在这个体系中，我们可以把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每个发展阶段的结构特征都表示出来。这个目标不是一年两年的功夫可以实现的，单单JME那篇文章就用了六七年时间，也许要六七十年以后才能做成。

虽然你们现在都还年轻，六七十年以后呢？在这种状况下，我接受鞠建东老师的建议，每年应该先有五到十篇使用模型有特殊假定的理论文章和实证研究文章在杂志上发表。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标。

文章不用追求完美，只要逻辑上没有漏洞，即使有特殊假定也没关系。这个认识是我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时，我的导师舒尔茨教授跟我说的。他说，如果要等到一篇文章完美再发表，那他可能一篇也发表不了。这是他在已经拿到诺贝尔奖后讲的话。

我的意思是，我们要尽力去做，有特殊假定没有关系，有时即使犯错误也没有关系，有几位拿到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后来发现使他拿到诺贝尔奖的那篇文章的数学是有问题的。例如，James Mirrlees就是这样。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贡献。

经济学理论最主要的贡献是提供新的观点，只要观点是对的、重要的，即使所用的数学有点问题，后来的学者也可以改进，但是当大家都不知道那个观点时，你先把那个观点提出来就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作为一名学者，首先，我希望给经济学界引进一个新的视角，就是结构的视角。我希望经济学界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大家先天地就会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

有了这个视角之后，我希望为经济学家研究结构时带进一个切入点，那就是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我很确信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是各种结构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

接下来，我希望给经济学理论体系留下一个概念——企业的自生能力。我的理论之所以能够自成体系、一以贯之，而且讨论问题时能够很快抓住问题的核心，是因为我脑子里有一个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企业的自生能力实际上是整个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微观基础。

最后，我希望经济学的理论能够帮助所有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实现共享和繁荣。我希望经济学理论有一天不仅能够作为批评的利器来说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也能够作为解决问题，推动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繁荣、共享的指南针。

我希望一个视角、一个切入点、一个概念、一个愿望能够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和共同努力的目标，如果这个目标能实现，我就心满意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