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的思想其实很丰富，基本上算是自泰州学派之后，阳明心学的又一次大的发展。

那都有些什么呢？

一是元气本体论，所谓“有是气，方有是理”，这个是张载气学的进一步发展，他坚持理气一元论，而以气为根本，理也只是气之理。

二是心性合一。这个倒是心学的概念，但他不承认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别，毕竟是元气本体么，所以他认为只有气质之性。而人身上那些不好的心念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说，那不是从性中来，而是从习中来。就是说，本性是好的，都是跟人学坏了。

三是新“四有说”。对应着气质之性的纯善，他提出了新的四句教，正与王畿的四无说相反，那就是“心是纯善无恶的心，意是纯善无恶的意，知是纯善无恶的知，物是纯善无恶的物”。

四是“意为未发”。他重新定义了“意”，他认为意是一个比心更为基本的概念，是意识的深层，是沉睡在潜意识的冰层，无意识的深渊里的，是心的主宰。人身体的主宰是心，而心的主宰则是意，它不是心之所发，而是心之所存。它是一种非常根本的东西，是天然就知道善善恶恶的。意变成比心更为根本的东西，那么良知呢，自然也不是根本的了，现在“诚意”才是根本，比起注重心念和行动的致良知来说，他更注重静下来的意根。

五是“慎独”。在刘宗周看来，王守仁的良知说，用良知来监督意识活动，但良知毕竟是一个监督者，它无法主宰意识的形成，那么诚意，以及基于诚意的“慎独”功夫，就是必不可少的。慎是谨慎，独是孤独，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人才能深入到意识的深层，让那些潜意识和无意识，也能止于至善。这个“慎独”也能很好解决功夫和本体的冲突问题，世人主张功夫的，害怕本体妨害了功夫，而主张本体的，又怕功夫妨害了本体，而诚意和慎独，虽名为本体和功夫，其实是一回事，慎独为功夫，而直及本体。

六是四德和七情说。他认为，喜怒哀乐的心情，如同四季一样，对于人是循环不已的，人不可能永远沉浸在一种情绪中，总会由一种转换为另外一种，乐极可以生悲，悲极可以反怒。而他也不主张未发为性，已发为情，在他看来，四德七情，正如那树苗，枝叶人皆见之，而根系却深在地下，它们既有已发，也有未发。

七是道心和人心合一。他并不认为有什么“道心惟微，人心惟危”，他说道心便是人心，人心复是道心，“道心”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人提出来的，对于人才有意义，对于鸡狗有意义么？而这个对人才有意义的“道心”，如果不是源于人的内心深处，如果不是人的内心需要，还能来自于天上？真是上天强迫给人的？所以不要强调人心和道心的对立，没必要，人心没那么坏。当然，如果有些人心过了份，损人利已，那就不再是人心，而是人欲，人欲还是要克制的。

八是格物穷理说。他说朱学格物说太支离了，今天格竹，明天格雨，格上一辈子，也未必能穷多少理。他也不太赞同王守仁的格物即是格心说，相比之下，他更赞同王艮的淮南格物说，就是说，格物就是慎独，就是格身，格意。这算是他对泰州学派的一次吸收和扬弃。

大概就是这些了吧。其实说实在的，如果刘宗周并不是东林党人，也没有生在明朝快要灭亡的时候，也不失为一代宗师，虽然不及朱熹，王守仁，可也算是一号重要人物。他的弟子很多，也很优秀，应该还能把他的蕺山学派发扬光大吧。他连十六字真诀都反对，思想还是相当有力度的，也无怪乎出了黄宗羲那样“非君”的弟子，而且他还有个弟子叫陈确的，把他那人心道心合一的理论，发展成了“人欲恰到好时即天理”。当然，那是后话了，但至少，他的蕺山学派并不差。

可他生在明末，他的任务是救亡的，他的那些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到底救不了已经朽坏了的大明朝。其实谁也救不了大明朝，正如谁也没有真的害了大明朝一样。

是嘉靖帝么，他十五岁由湖北入京师，面对一群聪明绝顶的白胡子老头或黑胡子大叔，那些人第一件事就是叫他不要认自己生父做父亲，不要认自己生母做母亲，他会怎么想？他只会认为这些人，是想控制自己吧。于是他反抗，他和那些人斗了好几年，他赢了，靠的是手里的皇权。接下来他会怎么做？励精图治，重用那些当初逼他不认生父的清官，君子？还是反过来，不管忠奸，只要为我所用，只要忠心于我？做一个明君的意义在哪里，做文臣们的傀儡，连自己的生父也不能认？做一个昏君的意义又在哪里，酒池肉林，胡作非为？不，他不要那样，他只要抓住手里的权力，然后，寻求长生。

是万历帝么？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听张师傅教诲，要端正，要节俭，要好学，要制欲，因为偶然喝多了酒，还被张师傅严厉教训，让他自惭形愧。但是后来他发现，那都是假的，那名重天下的张居正，生活奢侈，作风败坏，排斥异已，排场大得惊人，一餐饭要一百多个菜，还说没地方下筷子。再到后来，他发现，他连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他连他最爱的儿子都无法立为太子，只因为，那不符合“理”，他累了，他不想象嘉靖帝那样把群臣斗死，他选择了逃避，他不上朝，他派宫里人去收税，给爱子多一些钱财。

他们都是一样，他们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活着，就是不能为自己活着，哪怕是皇帝。一定有哪里错了，也许李贽他们真的是对的吧，可他们把一切都打破了，真的很好么？这世道还能好起来么？虽然刘宗周的弟子黄宗羲，还有王夫之和顾炎武这样的大家，都纷纷把亡国之责放到王学末流身上，并且重提天理人欲，他们反对君王之私欲，他们非君，但他们也反对个人私欲。但是，即使把他们退到一百年前，他们就能救得了大明朝了么？灭小民的私欲，只要把泰州学派一把打倒就行了，可灭帝王的私欲，谁能做得到？

没有人知道答案，只知道，清兵来了，清兵来了，清兵来了。

启蒙派再也不能启蒙，大清朝连头上的头发都容忍不了，还能容忍异端？救亡派也不能再救亡，大清朝又岂能容忍一些人没事就说自己亡了天下？

甚至还有更多的人，那些反贪官而哭孔庙的，那些没事写写史书的，没事在诗词里寄托亡国之痛的，都必须彻底摧毁。甚至动不动就要“以天下为已任”的，同样要不得，天下是朕的，是爱新觉罗家的，什么时候轮得着你操心，轮得着你来“为已任”，你不过是一个连奴才的资格都没有的臣子，只要听话，忠心，老老实实按朕的吩咐办事就行了，“以天下为已任”？下辈子投身到我爱新觉罗家当个主子再说吧。

等到大清国把这所有的异端邪说狂悖妄行都摧毁之后，天下终于安静了，万马都齐喑了呢，这下大概真能千秋万载了吧。

而儒学的最后一次大变革，最后一次大复兴和大裂变，也就此告终，不是呯然轰响，只是呜咽了一声。救亡，启蒙，两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