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哲学家们》七十四 心学的分化
(2017-02-11 11: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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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传习录心学王畿 |
分类: 讲史(那些逝去的美好) |
朱子理学讲“性即理”,由外而内,内外兼修,似难而实易。
因为是由外而内,自然有种种功夫,种种方法,种种限制,费时费力,所以朱子理学,功夫论端的是繁复无比。但繁复总有繁复的好处,还能有周礼繁复?你把该讲的都讲了,人家修行起来,反倒简单了,因为有章可循,有迹可索啊,你不需要再自己搞一套啊。不论贤愚,天长日久,总有所得吧,所需要的,无非就是时间和精力。而是非成败呢,也有一个“天理”在天地人心之间摆着呢,又岂是唬弄得过的?
阳明心学讲“心即理”,由内而外,知行合一,则似易而实难。
因为他是由内而外啊,只从发明本心处做去便可,其他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功夫,都可以自由发挥,端得是简洁明了。但自由发挥的地方多了,自然因为人的差别,有种种理解不一之处。本体论也许没啥问题,无非是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呗,可功夫论,或者说方法论,区别可就大了。做成什么样子是好,全在自己,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说我悟了,我说我发明了本心,你信么?你不信,那你凭什么不信?你说你信,你又凭什么信?用自己的本心作为衡量标准,方便是方便了,但一千个人有一千个本心,虽说人同此心,可人心隔肚皮,谁知道呢。
所以,理学而至朱子,分岐者多,而分化者却少。其体系自洛学以降,能够分化的,早已化成湖湘学派,金华学派,陆学等等,到得朱学一门,体系完备,根本无从分化。有所分岐,也无非是因为体系精深繁复,难免挂一漏万,此处与彼处不同,青年时言语与老年时不一,莫衷一是。其分岐,是繁复之弊,是支离之弊,却不止于分化得互相认不出来。
但而心学在王守仁之后,分岐者多不多不知道,但分化者却是多的。毕竟心学体系虽然殊途同归罢,但各从本心出发,功夫因人而易,始则貌合神离,终则渐行渐远,而相去千里。心学的分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概是必然的,因为它太个人化,有点象禅宗,不分化很难。禅宗不分化于五祖,则分化于六祖,实际上在慧能神秀之前,已有东山宗牛头宗的分化。心学大概也是这样的吧,在心学成为一代显学,风行南北之后,随着个人心性的发明,因为个人气质不同,理解各异,也不知有几家几派。
根据王守仁大弟子王畿的说法,光是于良知的理解,就是千奇百怪。
有的说既然良知就象镜子,那么镜子本身是不应该有喜怒哀乐,不应该有一点点属于自我的东西的,镜子是死的,所以良知也应该是寂灭的。
有的说,良知没那么简单,良知虽然是人自身就有的,但并没有天生现成就能拿出来的,要不满街都是圣人了。良知必须经历过种种磨难,种种修炼,才能煅炼出来,就象金子在矿石里,必须千锤百炼,这才能显现出来。
也有的说,良知既然是一种能知善知恶的东西,它就必须在实践中体现,并不是什么事不做,什么念头不起,就有良知了,你得起个念头,良知才会显现出来。
还有的说,良知本来就是无欲无求的,所以只要倾听内心深处的声音,按照内心的指引做事,就没什么不是符合天理的。所以致良知的话,根本不用做什么为善去恶,存天理去私欲的功夫。
还有的说,学问本来就有主宰和流行的区别。主宰是不会变的,是让我们认识宇宙的本质,生命的意义,人性的起源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是让我们安身的。而流行是可以变的,是用来让我们立命的,是让我们在这个尘世间生活的,让我们遇到各种事情,在各种境遇之下,都能从容应对的。所以良知,应该分成体和用两部分,一个和我们的本性相通,让我们认识本性,一个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指导我们的生活。
还有的说,修行需要循序渐进,有本有末,有始有终,虽然良知人人都有,但必须有个致良知的过程,作为起始和结束。
够复杂吧,虽然这些个关于良知的见解都被王畿一一辩驳,但是谁知道有没有其他人仍然坚持这样的看法呢。
而且,谁又能知道,也就是在这个叫王畿的大弟子身上,就发生了一次关于王学的大分岐,从而让王学发生了一次根本的分化呢。而谁能知道,禅宗好歹传了四五代,但王守仁的阳明心学,却在他的第一代大弟子那里发生了大分裂,而起因,却是因为四句话呢。
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王守仁晚年,他的大弟子们似乎在他那里听到了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四句话也叫“四句教”,并不见于王守仁的著作,但是他的大弟子却都记载了,大约也并非虚言。
这个“四句教”看上去并不是很难理解,无非是把心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做了概括,融合到了一句话里。大概是说,心即理,形而上的天理当然是无善无恶的,但由理到气,由心入意,这个善恶自然就生了。人的良知,则如一面镜子,它能照得见善恶,当然就是知善知恶了。而格物就是致良知,当然就是为善去恶了。
但是他的两个大弟子,却对这话有不同的理解。哪两个大弟子?一个是王畿,一个是钱德洪。这两个弟子和别的弟子不一样,算是最大的两个弟子,很多入门晚的弟子,还都是由他们指导的,而记录王守仁一生功业语录的重要著作《传习录》和《王阳明年谱》,也基本由他们完成。
这样的两个弟子,按理说对王守仁的思想把握,不是别人能比得上的,那为什么他们会有很大的分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