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百年后，在泰西有一个划时代的哲学家，那个哲学家一辈子住在一个小城里，一辈子只是做家庭教师和大学老师，哲学只是他的爱好。他的生活非常精确，他的每一项活动，起床，喝咖啡，写作，讲学，进餐，散步，时间几乎从未变化，邻居们甚至用他的时间来校对钟表。但是他的哲学思想同样精确，并且极为强大，他一举解决了争论几百年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问题，构建了一个强大的哲学城堡。

那个哲学家叫康德。

在康德之前，西方哲学一直在英国的经验主义和欧陆的理性主义之间拉扯。前者由洛克，休谟而来，认为人对世界的认识来源于经验，后者由笛卡儿为代表，认为人的知识来自于人自身的理性。而康德说，不，不是这样的。

康德说，其实知识是人同时透过经验和理性得到的，经验对知识的产生是必要的，但不是唯一的要素。把经验变成知识，需要人的理性，或者说“范畴”，而理性则是人与生俱来的。人通过理性的框架来认识外界，没有理性，就无法真正理解这个世界。

康德说，我们的世界有现象界，有本体界。我们所看得见，摸得着的世间万物，包括时间、空间和因果律，都是现象界，也是自然的形而上学。而本体界，或者说“自在之物”，却是道德的形而上学，是上帝，自由，灵魂这些东西。我们人类有感性，有知性，有理性，感性的规则是时间和空间，知性的规则是因果律等十二个范畴，而理性却要求对“自在之物”进行认识，这不是通过普通的经验能达到的。

康德说，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道德律，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人的行为的最根本问题就是道德的自律。他指出，任何行为都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为了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叫假言命令，另一种，是受道德律支配的义务，它不为任何别的目的，行为本身就是必须的，它叫绝对命令，也叫无上命令，只有后者才能称为道德。一个善意之所以为善，非不是因为它的功效，也不是因为它预设的目的，而仅仅在于行为本身就是善的。即使这个善因为外界的原则而缺乏力量，不能达成目的，即使它尽了最大的努力，仍不能成功，只能徒然剩下一个善意，它仍然好比一块宝石保有其自身的光辉，在其本身具有全部价值而无穷。

康德说，幸福是每个人的渴望，这是我们的感性，道德是每个人的责任，这是我们的理性，把二者结合起来的就是最高的善，这个“最高的善”是应该追求的，因为它是最高的善。

康德说，人应该遵循理性的原则，而不是感性的原则。这个理性的原则是普适的，“你要这样行动，就像你行动的准则应当通过你的意志成为一条普遍的自然法则一样”。这个理性的原则是以人为目的的，世界上的一切只对人才有价值，其他目的都可以成为单纯的手段，惟有人性本身不能成为手段，它是自己实现自己的终极目的，“你要这样行动，永远都把你的人格中的人性以及每个他人的人格中的人性同时用作目的，而决不只是用作手段”。这个理性的原则，是意志自律的，人不是只知服从的物，也不是只知立法的神，人是服从自己立法的主人，它属于我们自己，“作为自己和全部普遍实践理性相协调的最高条件，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都是普遍立法的意志这一理念”。

康德说，人的道德法则不是来自于环境的约束，不是来自于感官的认识，不是来自于神灵的启示，而是来自我们自身的理性，来自我们自律的意志。所以，只有当我们遵守道德法则时，我们才是自由的，因为我们遵守的是我们自己制定的道德准则，而如果只是因为自己想做而做，则没有自由可言，因为你就成为各种事物的奴隶。物欲，不仅是违背道德的准则，也终究让我们失去自由。

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很多年之后，有一个年轻人说，“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这话是不错的，始于周敦颐，而完成于朱熹的理学，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大可与康德对看。

现象界是气，本体界或者说“自在之物”，是理。人的感性，是我们的“情”，人的理性，是我们的“性”，“心统性情”，而这个“心”，就是我们的意志。我们当然需要能过格物致知，通过研究世间万物获得知识，但是那个道德法则，那个无上命令，那个被称为至善的东西，其实就在那里，在我们的理性之中，在我们的本质之中，在“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之中。

人是我们行为的全部目的，圣人之道，是为了人格的完善，为了培养理想的人格，是“最高的善”，是“止于至善”。以物欲为目的的假言命令，是“人心”，因道德法则而来的无上命令，是“道心”，“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道德法则微妙而难见，有可能我们必须穷尽一生来格物穷理，感性情欲并非皆恶，但不加控制就可能流于不善，物欲横流会让我们成为奴隶，失去自由，“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惟有用理性来约束我们的感性，在达到人格完善的同时，也达到最大的自由，寻到“孔颜乐处”。

我们的道德法则，不是来自于君王的诏令，道统永远是在政统之上的，是万古长存的，也不是来自于礼教的约束，那是外在的，而来自于我们人性本身，正所谓“性即理”。我们的人性本身，我们的意志立法，有着这世界的最高法则，是的，“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是的，他们有太多的相通之处，这也让宋学从诞生之初，就有着前近代社会的特质。那么，对朱熹来说，当他面对“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时，会想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