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洛学与苏蜀学派还真是天生的对手。

洛党以二程为首，苏蜀学派以二苏为尊。二程门下，门生弟子众多，最著名的，有程门四先生，二苏门下，门生粉丝无数，最著名的，也有苏门四学士，还真的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苏门有哪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都是大大有名的诗人，词人，文学家。程门有哪四先生？谢良佐、游酢、吕大临、杨时，这个么，都是大大有名的哲学家，金石学家，教授。这个一比较你就能明白，如果是论坛掐架，那帮玩哲学肯定掐不过那帮玩文学的，但如果是打持久战，玩弟子再传弟子，看谁能发扬光大，恐怕那帮教授能走得更远一些吧。

事实上也是这样，洛学之所以能在北宋诸多流派里，以一颇不起眼的小门小派，发扬光大，最终成了数百年之显学，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程门四先生，或者说，程门四大弟子。

还是一个个地看吧。

程门大弟子，吕大临，有名的金石学家，比程颢小十四岁，比程颐小十三岁。

吕大临兄弟四人全部是进士及第，他的二哥吕大钧比吕大临大十七岁，年长于二程，却比张载小九岁，是张载的同榜进士，关系不错。张载授徒之后，吕大钧先执弟子礼，带着弟弟和一些人其他捧场，然后很多人都求学于张载，关中风俗为之一变。所以吕大临最先投奔的也是张载，后来才改师二程门下。

吕大临对儒学的贡献有哪些呢？

第一是《礼记解》、《易章句》、《论语解》、《孟子解》等著作，而又以《礼记解》中的《曲礼》、《中庸》、《大学》为著，可以说兼通关学和洛学，而有所发挥。

第二呢，就是《吕氏乡约》和《吕氏乡仪》。这个其实是基层社会自治之努力，希望重建乡村社会的良好关系，改善风俗，比如“凡同约者，财物，器用，车马，人仆，皆有无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亦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逾期不还，及损坏借物者，皆有罚”之类。虽然这个乡约乡仪，颇受人非议，比如认为他在朝廷政令之外，自己搞了一套，有结党嫌疑，但后来的朱熹非常喜欢。可以说，对近世中国宗法社会之重建，有很大的作用。

吕大临最大的不幸，就是死得太早了，四十七岁就去世了，那时程颐都还健在呢。

程门二弟子，谢良佐，上蔡学派的创立者，心学的奠基人，湖湘学派的鼻祖，后人称之为“洛学之魁”。

谢良佐年轻时很想有一番作为，也很对得起他的名字，颇“有王佐才”。为了这个，他断绝性欲，专一精神，甚至还练了“导引吐纳”的“五元化气”，他言于律已，每天写日记，反省一天的言行，如有违背礼义的，就自己惩罚自己，只可惜一直没有机会。

你晓得的，他碰到的是赵佶那个败家子，如果他“五元化气”的修行法子跟那个败家子交流交流，也许还有兴趣，可他那个什么“有王佐才”却实在不是赵佶心里那杯茶啊。结果呢，第一次因为忤旨被发配去当竹木场的库管，第二次，赵佶用了“建中”的年号，谢良佐说，这个年号跟唐德宗李适的相同，就是在“建中四年”的时候出现泾原兵变，李适不得不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个年号不祥，如陛下坚持要用，恐“不免播迁”。赵佶那个败家子当然是勃然大怒，把谢良佐抓到了监狱里，后来放出来后贬为庶民。可赵佶那个败家子不知道的是，要是他后日真能象李适那样，只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几年后还能回家，那可真是太幸运了。

当然，那是题外话，总之谢良佐，本该是“良佐”的，最后终于只能做一个“良哲”，只能在哲学方面发挥自己的才学见识。那他在哲学上有什么贡献呢？

第一，他主张“理便是我”。

“天理”就是人的“真我”，就是人第一时间发自内心深处的东西。比如说，有小孩子在井边玩，看他要落到井里了，心里一阵担心，就想过去解救，这个就是“真我”，就是“天理”，因为它是“自然底道理”，“无毫发杜撰”。那么反过来，这时想到，如果我救下小孩子，身边的人一定会夸奖我，说我是个好人，或者想到，如果我救了，那个小孩的父母一定会感谢我，我又多一个朋友，这个嘛，就成了人欲了。“天理与人欲相对，有一分人欲，即灭却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胜一分人欲。人欲才肆，天理灭矣。任私用事，杜撰作事，所谓人欲肆矣”。

他这个“天理与人欲相对”下开朱学，或谓理学的天理人欲论，而他的以内心“真我”为天理的理论，又下开陆学，或谓心学的“心即是理”。

第二，他主张“以觉为仁”。

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说，仁么，就是让自己的心醒过来，不被物欲所蒙蔽，仁就是自己的心要知痛知痒。反过来呢，不仁，就是心是麻痹不仁的。所以仁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找到自己的初心，是一种能力，正如爱也是一种能力一样。那些有爱的能力的人，心是醒的，心是活的，那么失去了爱的能力的人，心是麻木的，心是死的，他们的心早被物欲所占据。

第三，他主张“去矜”。

他说了，一个人太把自己的功劳成绩当回事，太觉得自己了不起，矜夸，炫耀，傲慢，那是“穷理”的大敝。“使有周公之才之美者，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而舜传位于禹，也只称他凡大小事，“不矜不伐”。矜伐好胜之心，是私意最为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去掉了，才能见得“天理”。

第四，他对敬的主张是“敬只是与事为一”。

这是说，敬不能仅仅提现在打坐和冥想上，更要体现在做事情方面，在应对事物时体认敬，要更为有效。他这是把大程和小程的理论综合到一起，然后有所发挥。

第五，在儒佛区别方面，他认为佛教还是颇有可取之去的，与儒学有相同，也有不同。

不同之处是什么呢？一是“见得太高”，要看破一切妄见，要大彻大悟，这个除非是颜回那等资质，普通人是很难做到的。二是有“私心”，所以才想要摆脱生死轮回，甚至连儒学的“恻隐之心”也视为妄念，一并扫除。因为儒佛的区别，所以他说，“吾儒以名利观为难透，释氏以声色关为难透”，就是说，佛教要断除一切声色感官，这个很难，多数人都做不到，所以是一大难关，而儒学不要求断除一切声色感官，只要求以礼义来约束言行，但是由于是入世的，要做事的，在这时就难免就有种种傲慢矜伐，在意声名，难免有名利心，这个才是儒学最难堪透的。

两个大弟子的思想如此，那么两个小弟子，又当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