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改革，是由一个由石介的人和一个叫夏竦的人结束的。也可以这么说吧，仁宗朝的改革，由吕夷简和范仲淹的景祐党争始，以吕夷简卒而达到高潮，而以石介夏竦之争结束。

庆历三年时刚刚年届三十八岁的石介，其实是一个学者，一个哲学家。他开了宋明理学先声，是“重义理，不由注疏之说”的宋学的先驱者，是《易》和《春秋》的教授，是“泰山学派”的创始人，曾经创建泰山书院和徂徕书院，世称徂徕先生。

按道理，这样一个人，就应该去做学问，玩政治实在浪费，当时石介正在太学里当国子监直讲，来听课的学生很多，你就好好做你的学问就好啦，偏偏趟什么混水呢。而且学问做得好的，并不代表玩政治也可以的啊。但是常言说得好，哲学是没有国界的，而哲学家是有祖国的，你不能不让人家心系天下吧。更何况，石介还在当年求学的时候，就是范仲淹的忠实粉丝啦，这混水又怎么能不趟呢。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石介和范仲淹一样，都是贫而弥坚的寒门学子，为了砥砺自己苦学，连别人送他的美食都拒绝了，他说了，我现在吃了你的美食，就会对粗鄙的衣食忍受不了，这不是一个志于求学的人应该有的。好吧，说得很有道理，我竟无言以对，毕竟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磨砺心境，也是可以的。可这样的人，做学问是好，做个地方官应该也还不错，可惜的是，在政争中，却天然输了一截啊，因为有几个人有你这样清教徒一样的志向，理想和精神呢。

不过他这样的人，仰慕范仲淹也就并不奇怪了。因为范仲淹，就是个圣人哪。

那年，他二十三岁，范仲淹呢，三十八岁，因为母丧住在家里。这时比范仲淹还要小两岁，却十四岁就以神童入试，中了进士的太平宰相晏殊，以刑部侍郎外贬应天府，然后就在应天府大办教育，请来范仲淹掌应天府书院。而书院当时就来了个学生，叫石介，他从此受范仲淹影响非常大，以范仲淹为良师益友。

两年后，石介游历河朔，到了当年宋辽二十五年战争的故地，报国之心大炽，“匈奴恨未灭，幽州恨未复”。到二十六岁时，石介中了进士，一路做些推官，提举应天府书院的官，还遇到了另一个理学家和教育家孙复，创办了泰山书院。到三十一岁时，成了御史台主簿，成了名副其实的言官，不过没多久就被免了。

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前两年刘太后薨逝后，赵祯年轻人嘛，正如脱笼鸟儿，又新废了郭皇后，就跟亲亲尚美人过得你侬我侬了点，可除了废郭皇后有点过份，其他倒也说得过去。但石介看不下去了，上书狠狠的谏了一番，什么“废郭皇后，宠幸尚美人”，“渐有失德”，“妇人朋淫宫内，饮酒无时节”，总之看那上书，简直就是商纣王一般，赵祯心里窝着火，可也没办法，只能让那两个美人回家的回家，做道姑的做道姑。

两年了，赵祯窝着一肚子火，现在终于机会来了，就“以赦书不当求五代及诸伪国后”，说石介是石敬瑭那个大汉奸的后代，把他免了。这真是哪里来啊？石敬瑭是沙陀人，认汉朝的石奋做便宜祖宗，现在一个汉人，倒说成沙陀人的后代。要知道，那年头胡人改汉姓，几乎是一件必须的事，昭武九姓，北朝一百零三姓，安禄山史思明李光弼高仙芝，都是胡人改汉姓，后来的李克用父子，刘光远，也都是胡人改汉姓，因为这个，所有用这些姓的，就成伪国之后了？笑话！但是也没什么办法。

但是皇帝对石介这样怀恨在心，石介趟这混水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石介不知道啊，他只是个哲学家，一个大学教授，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他看到范仲淹那些人锐意改革，非常高兴，于是对自己说，别的事我也不会，但唱唱赞歌总会吧，“此盛事也，歌颂吾职，其可已乎”。他就写了篇洋洋洒洒的《庆历圣德颂》，可他唱赞歌就唱赞歌吧，却朝中的一些守旧官僚说成“大奸”，这让那些人如何能善罢干休。他这东西刚一税稿，孙复就说，“子祸始于此矣”。

这些被说成“大奸”的，有一个人叫夏竦。

这个人也是个学者，却是个古文字学家，然后“以文学起家，自经史、百家、阴阳、律历、至佛老之书，无不通晓”的。他很有才情，也很有学问，二十岁的时候举贤良方正科，进入仕途。这一年，石介刚刚出生。

这个夏竦虽然是个学者，但论起作官，却似乎比石介强了不少。他政声不错，曾经开公库，劝说富户出粮，募十几万斛粮食，救了四十万襄州百姓。他操守也不错，在赵恒和西谓那帮人大玩天书游戏时，他不仅巧讽丁谓，而且在群臣无人异议时，明确反对将海上巨石运到宫中建三神山。他反对迷信淫祀，勒令洪州巫师一千九百人改作农民或医生，收缴焚毁各种符箓法器上万件。而且他知青州的时候，还在青州修建了我国第一座木结构的虹桥。他经略陕西时，治军甚严，上书条陈十事，什么教强弩为奇兵，募土人为兵，羁縻属羌以为藩篱等等，也都被证明是很有用的措施。

更比较可贵的是，他算得上知人善任。与西夏对峙的时候，他是范仲淹和韩琦的顶头上司，范仲淹就是因为他的保荐成了招讨副使。在好水川战败后，他在任福身上找到韩琦劝他稳扎稳打，不要深入的信，上表称好水川之败，责任不在韩琦。

按理说这样一个学者兼好官，无论如何都是称不上“大奸”的。可石介不管这个啊，连皇帝他都敢骂成酒色之徒，皇帝生了病他都要说皇帝是被酒色淘空了身子，何况是夏竦。何况夏竦这人私德也的确差了点，非常贪财，一边当官一边做生意，家里富得流油，生活奢靡，还养着很多乐伎。万恶淫为首嘛，皇帝沉湎于酒色，废郭皇后，宠尚美人就够不对了，现在范仲淹他们一心为国，锐意改革，眼看着国家一天天变好，这样一帮贪财好色的家伙却反对改革，不就是因为他们利益受损了么，这样以私废公的，不是“大奸”是什么？

可夏竦毕竟比石介大出了二十岁，而且又不是老实人赵祯那样的，由着臣子骂。在韩琦举荐石介“直集贤院”时，他终于心生一计。他买通了石介家的婢女，偷来书信，然后以他古文字学家的功底，模仿了一封由石介写给富弼的信，说要把皇帝赵祯废掉，另立新君以推进改革。

这招够狠毒，这可是谋反哪，要不是宋朝有不杀士大夫及言官的祖训，以及止于贬谪的家法，还真不知道会有什么事。但是也足够了，面对白纸黑字，范仲淹他们无法自证清白，只好自请外放，将信将疑的皇帝自然也顺手推舟地同意了，等到范仲淹外放，改革流产，反对派反攻倒算，什么“朋党”地说个不休，自然地，所有的改革派官员都被外贬，石介么，也被贬成了濮州通判。不过，他可能是急火攻心，也有可能是忧郁成疾，没有到任就病死在家中。

但夏竦显然还没有解心头之恨，他又找到了一个机会。当时徐州的举子孔直温被人告发用妖术盅惑士兵谋反，虽然没有确切证据，但还是被捕杀了，然后在他家里找到了以前跟石介来往书信。夏竦就上书说，这都是石介指使的，石介其实没有死，只是装死，是被富弼派到辽国搬救兵了。说得有鼻子有眼的，皇帝赵祯更是将信将疑，就把石介家人都抓起来了，两三年里，先后两次打算开棺验证，幸亏吕蒙正的十一子，也是吕夷简的堂弟吕居简，说只要当时参加丧事的人具保就可以了，然后在他，还有知州杜衍，还有数百人联名具保之下，才把石介家人放出来。

就这样，庆历新政，仅仅一年时间，就告夭折了。那个北宋史上最灿烂，可能也是历史上最灿烂的文官群体，终于在内耗之中，一事无成。所有的读书人，不管是思想家，是文学家，是文字学家，还是科学家，都在这内耗中，无力自拔，而同样无力自拔的，还有那个富甲天下却又积贫积弱的王朝。

但是二十多年后，又有一场变法自救运动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