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改朝换代的方式无非两种。

一种是唐虞揖让，由上一届领导人把政权和平交接给下一届。下一届推辞一下，还是你来，我当副手就好，上一届力劝一下，我老了，世界是你们年轻人的啦。下一届再推辞一下，还是您继续当，没有您的指导，我就没主心骨，上一届再力劝一下，年轻人要勇挑重担哪，我也是该归老林泉的时候啦。下一届第三次推辞一下，要不您老再干两年，上一届第三次力劝一下，我已经老了，还是你挑大梁，实在不行，我先顾问两年。于是下一届领导人就勉为其难滴掌握了政权，于是没多久，上一届领导人就顾而不问，郁郁而终啦。据说，华夏酒文化里，有唐虞揖让的影子，唐虞揖让三杯酒。

另一种是汤武征伐，由下一个朝代用武力把上一个朝代推翻。要砸碎万恶的夏朝，建立美丽的商朝，要打倒纣王，解放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据说，华夏棋文化里，有汤武征伐的影子，汤武征伐一局棋。

这前一种，又被称为禅让制度，这后一种，又被称为革命——不好称为制度了——手段。你喜欢哪一种呢？

据说上古时代，国家又分成两种，一种是神守，一种是社稷守。神守又叫山川守，是神灵庇佑的国度，一般是山林之中的小国，不打仗，但是他们拥有神灵的保护，他们会祭祀，祈祷，他们还会巫术和魔法，象防风国，任国，宿国，申国，须勾国，颛臾国，都是些神守之国。而那些攻城略地，或养兵备战的世俗国家，则为社稷守，他们依靠的，不是神灵的庇佑，也不是巫术和魔法，他们依靠的，只能是实力。自然的，神守之国更相信禅让，而社稷守更相信革命。从这种意义上讲，禅让，似乎要更古老一些，因为随着华夏从西周到春秋，再到战国，神守之国是越来越少，以至于没有了，而神稷守的世俗国家，倒占据了整个的华夏。

据说，这是两种朝代更替理论的来源。不过，这只是说法之一，因为神守之国，也可以万世一系，不必非得禅让不可，神守之国和禅让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禅让，不管从哪方面讲，都是一种很奇怪的制度，你会把自己的公司禅让给一个能干的员工吗？上古社会更为纯朴？可比上古社会更纯朴的猴群，每一代猴王也都要通过拳头把上一代猴王打倒啊。

而且两种朝代更替理论，还都有自己的不同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天命阶段，这是用神权理论来解释禅让和革命。禅让的认为是上天叫他们让的，而革命的也认为他们的革命代表了天命，本来嘛，革命革命，这个命，就是天命的意思。世俗国家，并不代表就不信天不信命啊。

第二个阶段是民意阶段，这是用民本理论来解释禅让和革命。禅让的认为之所以禅让是因为要让贤能的人当领导人，而革命者则认为自己代表了民意，孟子就是个有名的造反有理派。

第三个阶段则是德运阶段，这是用科学——当然也可以说是玄学或哲学——理论来解释禅让和革命。禅让的，是五德相生，而革命的，则是五行相克。

从这种意义上讲，两种理论又似乎是分头并进的。

不过顾颉刚却说，不对不对，禅让说是后起的，而且是墨家鼓捣出来的。

他这么说也是有根据的。根据之一就是孔子和孔子以前，并没有明显的禅让说鼓吹，孔子实际上仍然坚持贵族世袭。根据之二就是它实际上是墨家通过尚贤学说鼓吹起来，而被儒家采用的。根据之三就是墨家内部就实行禅让制。根据之四就是尚书尧典神马的并不靠谱，实际上根本不是尧写的。根据之五就是禅让制在古代根本不能实现。根据之六就是禅让制经过儒墨两家鼓吹后，在战国的实践中无一例外的失败。证据之七就是先秦诸子对于这个禅让说的不同态度，除墨家大力鼓吹外，儒家孟荀态度都不尽相同，而道家不以为然，不置可否，不屑一顾，法家一针见血，一语道破，一发破的。

而且，法家的那些看法，也被其他人进一步证实——也许是证伪。比如《山海经》称“帝丹朱”，说明丹朱是做过天子的，所以法家说舜和丹朱争位说法成立，而《古本竹书纪年》则干脆认为尧在晚年被舜幽囚，而舜晚年，死于荒野，哪里有神马温情脉脉的禅让哟，全是血淋淋的斗争。

但不管这个理论是上古就有的，还是儒家有过类似想法，然后被墨家鼓吹，再被儒家发扬光大，还是根本就是墨家尚贤理念的一厢情愿，再被儒家发扬光大，这个理论一经诞生，的确鼓舞着很多读书人。原来还有一种比流血的革命更为和平，也更为美好的政权更替方式啊。

于是在儒墨两家的鼓吹之下，大约在战国中期，出现了禅让制的第一波浪潮。有魏惠王打算禅让给庄周的老朋友惠施，最后未果。有公孙衍鼓动史举游说魏襄王禅让于那个大忽悠张仪，张仪当时是魏国的国相，当然也未果。还有鹿毛寿劝燕王哙禅让给子之，这个还真办成了，不过搞得国内大乱，齐国乘机进攻，搞得燕国差点亡果。

再后来不知道是因为儒墨两家学说越来越不畅销，还是形势格禁，还是燕王哙禅让给子之的教训太深刻，反正没有人再提禅让二字了，剩下的都是革命，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不过到了儒家在前汉中期再度兴起之后，禅让制又掀起第二波浪潮，反正就是说汉朝不行了，要让。可在眭弘和盖宽饶相继为这个传说中的新朝代献出生命之后，后来的读书即使认为要禅让，也不敢公然说出来了。可不说也不行哪，毕竟算出来汉朝要不行，那就用别的法子。有的劝皇帝娶一个贫民家的女子，生个儿子来传位，就是“更受命”了，有的劝皇帝迁都，有的则劝皇帝改历，把刘姓前面加个“陈”字，以变成尧后，反正就是些奇奇怪怪的方子。

可那么多方子服下去，灾异还是不断，石头自己立起来啦，土忽然自己堆起来长满草啦，各种怪现象还是一个跟着一个，搞得汉哀帝说，算了算了，我不干了还不成吗，我传位给我的好基友董贤还不成吗？

汉哀帝只是打算打算就死了，接着一个叫王莽的人却说，不用那么麻烦，禅让给偶好啦。也真奇怪，王莽一决定接受禅让，那些灾异全不见了，而全部变成祥瑞。

所以王莽的第二个遗产，是让一个据说在上古曾经实行过的禅让制度，在后世复活了，而且一直发扬了下去。

这也许是禅让制的第三波吧。从王莽之后，所有汉人的朝代更替，都是通过禅让实现的，无一例外。汉到魏到晋到宋到齐到梁到陈，禅让。北边是胡人，乱打一气，没出息，到西魏北周才有点汉人的意思，西魏北周隋唐到后梁，禅让。后唐和后晋又是胡人，没出息，后汉后周到宋，禅让。蒙元乱打一气，没出息，明光复后，李自成没搞禅让，失败了吧。清又乱打一气，没出息，还是袁世凯不丢汉人的份，搞了个最后的禅让。

这可有多厉害。虽然有些人还是不屑一顾，觉得这是假的，可即使是后世，政客们之间的那些冠冕堂皇的交易，又有多少是真的呢。而曹丕小儿在接受汉献帝禅让后，声称“尧舜之事，吾知之矣”，更让人对禅让制在古代是否真的存在过产生怀疑。可他们却不知道，其实这种制度，在西方的罗马帝国时代，却普遍而长期的存在过，罗马的五贤帝，不就是五个通过禅让而继承皇位的贤明之君么，虽然他们在朝臣中选定贤人之后，还要收为养子，有时还要把自己女儿嫁给他，可舜不也是娶了尧的女儿，而且一连娶了两个？

所以顾颉刚说禅让说是墨家鼓捣出来的，可能是真的，墨家还真是最适合生存于西方的一个学派。

但不管怎么说，王莽让禅让制度复活，还真的是一个重要的遗产。

那么还有其他的遗产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