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三次从春秋大义到周礼治国的历程。

第一次就是从董仲舒的《春秋》微言大义到王莽以周礼治国——当然，那时应该还叫《周官》。

王莽几乎事事都依周礼。

因为周公居摄，行天子事，所以他也居摄，行天子事。

因为周钱有子母相权，所以当今怎么可能只用一种铜钱呢，一定得有大钱。此外，周朝用过的其他货币，神马金银龟贝钱布，能用的都得用上。

因为周朝只有九州——西汉比周朝多出很多版图早就是十二州了，所以现在也应该是九州。

因为周朝只有五种爵位——秦朝到西汉有二十等爵，所以现在也应该是五种爵位。

因为周朝有成百上千的诸侯，所以当今也应该有，当然应该追封，一次封数百人也未尝不可。

因为周朝有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所以当今也应该用。

因为周朝土地国有，一夫百亩所以当今也应该把田地全部重新分配，多的人应该把土地让给少的人。

因为周朝有五均赊贷之政，山泽为国有，所以当今也应该有五均六筦，盐铁山泽为国有，并由国家进行社会重分配，损富济贫。

周公时候，天下诸侯成百上千，而“王”只有一个，那就是周天子。四夷尤其不能称“王”，象南方的楚国，自己称自己为“王”，那都是不应该的，应该谴责和讨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那么匈奴西域那些怎么能自称“王”呢，以前给他们的王印，全部收回，改成侯印，想要王印？没门！哪怕因此与匈奴发生战争，让西域背叛也在所不惜。

官职就不用说了，羲和之后，各种官职都有，神马作士，秩宗，典乐，共工，予虞，司中，太御，太卫，奋武，军正，神马卒正，连率，大尹，司允，司直，司若，列，司恭，司从，司明，司聪，司睿。

制度就更不用说了，连分封制都想恢复周制，“诸公一国，有众万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国，众户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测，众户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

面对灾难怎么办呢，周朝“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所以王莽知道造反者快要打到长安，也是用向天哭诉的办法来退兵。

第二次是五胡之后。北方经学复兴，先是毛诗左传之类，渐渐到北周宇文泰

——当然那时应该叫西魏——也开始了周礼治国的历程。比如以周礼设立了后世影响深远的六部，以周礼制定朝廷各种礼仪，连他儿子后来的国号，都是北周。其遗风影响隋唐两代，直到武则天和唐明皇，还在推崇周礼，比如以周礼设官，或以周礼修《唐六典》。

第三次则是北宋。儒学复兴，开始《春秋》学也是大兴，胡瑗范仲淹欧阳修都很喜欢这个，春秋大义，然后到了王安石，很不喜欢《春秋》，说《春秋》是断烂朝报。神马是断烂朝报？就是缺张少页的报头报尾。缺张少页的报头报尾有啥微言大义的？有啥好猜来猜去的？然后王安石又要以周礼治国，《春秋》不列于学官，从教材里除掉，而亲手为周礼著书，名为《周官新义》，而其变法，也多从周礼中寻找依据，周礼好啊，“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

从春秋大义到周礼治国很好理解。王安石的“断烂朝报”论很能说明问题。

因为第一，春秋大义太难理解。从孔门弟子传到董仲舒，也有十几代了吧，可除了董仲舒还有谁能从区区一本书里看出那么多的“微言大义”来？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孔子的心思还真难猜。

春秋笔法当然也很难明白。体制内人士恐怕很多都有过从不会写公文到学会写公文的艰难历程，一开始就是不明白为神马那个词要那么写，到后来就知道为神马要那么写了，但具体为什么，也未必能说出来。而体制外的童鞋们，恐怕还有很多人对着一号文件之类的公文，或茫然而浑不可解，或一概斥之为空话套话。连春秋笔法的一点小运用都看不明白，春秋笔法的鼻祖还有几个人能明白？

相反，《周礼》就清楚多了，有什么官职，官职有何职责，下属有几人，如何考核，有什么制度，制度如何施行，都清楚明白。

第二，家法章句太多。因为微言大义实在太过深奥，以至于解释种种，结果一家分成三家，三家又分成十派，各有家法章句，到底哪个对哪个错，谁也不知道。到底该听谁的？

而相反，《周礼》那么清楚，哪里还有神马岐义。

第三，即使完全按董仲舒的意思，也比较笼统，无非是各种选贤任能，兴学校，考核官员，等等。道理谁都知道，但具体怎么操作，那还有很多事情要解决，而《周礼》把这些事情都解决了。

第四，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本质上实际是“法后王”的。孔子是托古改制，用一本现成的历史书，经过修改，为后世朝代立法，已经完全不是周朝的制度了，存三统的理论表明了，等新的朝代开始之后，周朝就是旧的朝代，就象宋国在周朝一样。张三世的理论同样表明了，时代是越来越新的，从拨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嘛。

但周礼却是“法先王”的，周公之礼呢，如果再加上《逸周书》，《仪礼》，《礼记》神马的，差不多把国家和人生的制度礼仪全部包括了，仿佛又能回到周朝初年那个神奇的社会了。

看上去当然很好，不过成败也是各自不同。王莽用周礼最多，及身而败，王安石次之，弊大于利，被认为是祸乱宋朝的罪魁祸首，宇文泰又次之，反而开创了关中数百年的基业，隋唐盛世也与此相关。那么是周礼错了吗？

搞了一辈子的六经，最后要说周礼错了，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何况还有周朝的成本范本在那里摆着。所以就有几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经是好的，可被和尚念歪了。比如后世有人就说王莽根本是伪君子，用《周礼》那都是假的，而四库全书则把王安石和周礼切割，认为王安石不过是借《周礼》做幌子。

第二种选择，经本身就是歪的。比如何休认为《周礼》是“六国阴谋之书”，而欧阳修苏辙也都认为这书不靠谱，要不是朱熹还坚持认为《周礼》是周公写的，恐怕早就被请走了。

对于第二种选择，也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周礼》是刘歆伪造的，康有为最认同这种作法。另一种可能就是，《周礼》是刘歆之前的人伪造的。

那么，到底哪一种是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