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文章说：什么是好作家？这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屈原算不算好作家？李白、杜甫算不算好作家？好作家究竟有没有一个标准？诺贝尔文学奖算不算好作家的标准？我们在文学方面设得这奖那奖算不算标准？这是文章的开头，开头就是问题。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们一直说要做个好作家，什么样的作家是好的作家呢？这个问题不能不弄清。
文章还说，好作家与好农夫、好厨师不同。好农夫管理好自己的庄稼就行，好厨师做得一手好菜就行，好作家非但要写好自己的作品，关键还在于要用这些作品来影响读者，让他们能够得到精神的愉悦和生命的启迪。
      什么是好作家？我以为，一个好的作家，当然首先是民族的、国家的，然后是世界的。一位不热爱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作家，他不可能成为好作家。猛一看这话有些大而化之，几乎宽泛到没有了规定性。其实不是，它有很多内容。目前有人就是不说这样的话，他认为就是要做世界的，要有普世的规格。岂不知，没有民族的何来世界的？世界本身就是由一个个各种民族构成的，各种民族特色汇为一起，就成了世界的了。什么是世界流行？没有统一标准，朋友们，不要盲目相信什么世界接轨的话，特别文学上，没有世界接轨一说，你失去民族的东西，你永远也不会达到世界的高度。不信你去考察古今中外吧。看文学，只能从文学史的角度，不能凭一己之见，凭一时之想法，更不能凭自己的想当然，自己的望文生义。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我们自然要写于斯名于斯，这是我们的生活基地。靠写点外国游记，写写外域生活，写几个蓝眼睛的心理，就能成为大家，我不信。归根到底，还是要写自己民族的东西，反映自己民族的生活。卡夫卡写的是他的生活，博尔赫斯写的是他们民族的生活，马尔克斯写的也不是外民族生活，《一九八四》的作者写的也是以自己民族生活为蓝本的虚构人物和故事，他的世界性是从这个独特的生活里诞生的。
      其次，我以为，一个好的作家，必须有人类普遍认可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是非观。不管你写小说如何反逻辑、反群体经验、反理性，如果没有正确的这些“观”总是不行的。这不是高调。不要有正确的“观”，在这个基础上，你方可推陈出新，成就你的“反”，“反”只是正的另一面，是正的一种表现的方式而已，而这种表现方式仅仅是为了提起人们的阅读兴趣，引起注意，唤起好奇心，从而达到共鸣。这是作者的手腕，不是根本的性质，根本的性质还是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是非观。只有这样，作家才可能是好的作家，才可能成为伟大。惟其如此，作家才能公正正确全面反映生活，反映时代精神，反映人类生存的现状。而只有公正正确全面反映生活、反映时代精神、反映人类生存的现状的作品，才可能是好的作品，伟大的作品，写出这样好的作品、伟大作品的作家也才可能成为好的作家、伟大的作家。巴尔扎克想当法国生活的书记员，他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这些“观”的理想实现。鲁迅也是，鲁迅把自己献给了革新，献给了中国人民的事业，献给了救治人的灵魂的工程，如果没有正确的“观”是不可想象的。
    再有，一个好的作家，必须是有社会良知的，他要有个人良心，有社会良心，有公正善良的心。他是与人为善的，他也可能是批判的，但他的批判是站在大众的立场，寻求一种医治社会肿瘤的良药，目的还是为了大众的好，是善良的愿望。他是爱人类的，没有这个大爱，他就绝不是好作家，他可能再有能力也成不了作家，因为人民不买他的账，不会让他自由泛滥广为流传，他的才能也可能会“胎死腹中”。没有良知的作家，他的言论会毒害人类，如同瘟疫，侵蚀人们健康的腹体。
一个好的作家，一定是站在人民的角度写作，他是要关注民生，关注弱势群体，要走进民众的生活，要在自己的作品里面写老百姓的精神品格和思想面貌。网上的这篇文章是这样说的：你既是你，同时还要高于你。你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不要总是高高在上地想着拯救民众，那样你的作品就会脱离人民，完全成为空洞无物的东西，也就不会有众多的读者。我以为，这观点有道理，如我前述，良知很重要，没有社会良知的作家不会成为好作家，这是不言而喻的。
     一个好的作家，要有自觉意识，要有思想高度。网文举了个列子，李白和杜甫是不一样的。李白主要是从自身出发，他写自己的不得志，他停留在“小我”上，只不过写着写着自觉不自觉的就有所突破，比如他把对朝廷的不满变成了蔑视权贵，张扬个性，追求精神的自由，这对一个民族来说是共通的东西，因此，他成功了。杜甫和李清照就不完全是这样，他们也写“小我”，但更多的是把个人的苦难与民族的灾难融合在一起，关注民生，忧民族之所忧，因此，他们的作品就成了更高层次的作品，他们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好作家。
    还有，一个好的作家，要勤于写作，奉献好的精神食粮给大众，尽可能用自己的作品影响和帮助人们，给人以希望，以快乐，以福音，而不是相反。好的作家不是单纯为自己写作，他笔下所倾诉的不只是自己的喜怒哀乐，也不是一个小团体的忧思愁怨，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悲欢离合。没有这个高度，要想写出好作品，那是非常困难的。有了这个高度，辅以辛勤劳动，写出更多好的作品，这才符合一个好作家的要求。
       一个好的作家，还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要有更多的表现方式，要有写作技能，要有自由调动和控制语言的能力。文学是语言控制的艺术，没有很好驾驭语言的能力，就不会成为一个合格的作家，当然也不会是一个好作家了。好作家要不断用新的知识充实自己，用人类创造的所有文化知识丰富自己，用各种技巧写出好的作品，人们爱读，人们喜欢，可以传诵，能够流传。如果能够传世，能够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更好了，他就是人类的功臣，是人民不会忘记的英雄。托尔斯泰在俄罗斯是骄傲，曹雪芹在中国是骄傲，歌德在德国是骄傲，莎士比亚在英国是骄傲，他们都是伟大的作家，也是好作家。
       一个好的作家，不是不可以写自己的生活，写自己的感受，在这方面，作家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写作范围。写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写，用什么观点写，站在什么立场写，写出了什么东西。晚年巴金的《随想录》就写的是自我，但他的“自我”又不同于当下作家所写的“自我”，巴金反思自我的同时，也在反思一个民族所经历的苦难，通过解剖自我来解剖民族的前世今生。这样的写作态度和立场，就是人们喜爱的，巴金也就成了人们喜欢的好作家。甚至，风花雪月也可以写，花好月圆可以写，卿卿我我可以写，关键是你必须在作品中张扬一种健康的积极向上的爱情观和道德观，不能只追求市场效益，不能只看是不是好卖，能不能赚钱。街头巷尾的地摊上的乌七八糟的色情、奸诈、武打拼凑货，赚钱，可那是很肮脏的东西，毒害人的心灵的东西，特别毒害我们的后代的东西。所以，赚钱的不一定是好作品，好作品不一定能赚到钱，赚钱不赚钱绝对不是衡量好坏作品的标准。好的作家不会以此来衡量自己。好的作家要有清醒头脑，保持健康向上的心态，奉献给人们的应该是好的积极的作品，在自己的作品中要写出一些让人们有所启迪的精神。
     一个好的作家，还要善于发掘自己民族的文化。我赞成这样的观点，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作家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发掘自身民族文化底蕴，把这种文化中最为精华的部分表现出来，让这个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为自己文化的高贵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对传统文化持有不同的意见是可以的，但如果没有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甚至在作品中对它进行全盘否定，这样的作家不是好作家，丢弃自己民族的作家，可能会写出很多东西，但一定不是好作家。我同时认为，一个叛国的作家，绝不应该划入好作家范围。正是因为这样，我不信服前苏联的叛逆作家索尔尼仁琴，尽管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不能算一个好作家。当然，这只是我的观点，我不强加于人，也不准备对批评我这种观点的人给以反驳。一个好作家，可以勇敢地向当权者抗争，但永远不可以背叛国家，正常移民例外。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历史阶段，每个国家的每一个阶段都是这个国家的历史构成，叛国永远不是好作家可以的选项。被国家当时的法律制裁流放驱赶出境的，是另外一回事。
     是不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好作家的标准，好作家不需要非得得到什么大奖，比如诺贝尔奖。无论什么奖，得者毕竟是少数，而且评选是有种种情况的，能不能得到对于好的作家没有必然的关系。我们不否认，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们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他们的写作都有独特的一面。海明威，泰戈尔，川端康成，马尔克斯，甚至高行健，等等，他们都有超人的地方，都有和别的作家不一样的东西。然而，这不是评判好作家的尺度。
      一个好的作家，就要有好的作品。什么是好的作品？以上也说到了，好作品应该是积极向上的，能够引导人们奋发有为的，给人以精神享受的，又是与人类相统一的情感的。好作品还应该是美的，形式美，内容美，给人的感受美，给人以美的导向，把人们导向美的世界。《边城》的景物之美，《雪国》的环境之美，《巴黎圣母院》的人性之美，《忏悔录》的灵魂之美，《当代英雄》的描写之美，这些美的东西，都是我们人类的写作成果，是我们的需要和共鸣。好的作家给我们的，就是这些美好的东西。
努力做一个好作家，做一个人们喜爱的作家，这对于我们作家来说不是一个过高的要求，而是每一个作家都要尽力做到的。这是作家的良心，是公共的良心。
     好的作家就要追求真善美，描写真善美，塑造真善美。揭露假恶丑是为了弘扬真善美，而不是为了揭露而揭露，为了揭丑而揭丑，为了某种利益不惜出卖灵魂、出卖国家良知。这是一个立场问题，对自己民族的立场，对待自己国家的立场，对本民族和国家核心利益的立场。
     一个好的作家，说到底就是一个有良知良才的作家，一个有崇高思想境界的作家，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作家，一个有益于人民和国家的作家。
      我们每个作家都应该争取做一个好作家。我们应该为能够做一个好作家而感到自豪。我们都应该成为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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