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C“交通规制理论与实践”分论坛综述

对于城市小汽车的限购与限行，我们有时是“希望回避”的，毕竟比较敏感，但是有些问题却又是绕不开的。因此如何把问题讲清楚让更多的人明白我们的初心也许是最好的结果。

感谢2019年世界交通运输大会的“交通规制理论与实践”分论坛的召开，让我们在6月14日这个下午有机会于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聆听了一场关于交通规制的概念和应用的最好诠释。分论坛由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交通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冯苏苇副教授主持，她不仅简要介绍了交通规制的概念和应用范畴，更告诉了我们在当前比限购与限行更重要的问题居然不是买车和行车的问题，而是停车难的问题。

在小汽车限购上，上海是最有发言权的，也是把眼光放得最远的城市，因此，作为上财交通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的冯苏苇副教授介绍了她与李强、林昌等合作者在小汽车限购政策方面的研究成果时也是最自信的。他们以上海为例的《我国私人小汽车拥有权管制管制政策及其绩效分析》综合运用多种经济计量方法，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测算额度管制对私人小汽车增长的限制效果。通过年度数据，分析拍卖市场中额度投放量、竞拍人数和年均中标价的外部影响因素和内部关联机制等数据。更进一步从微观层面，验证月度数据对应的拍卖市场关键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强调宏、微观结论的相互应验和一致性。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因此获得本届大会优秀论文奖。

WTC学部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占民教授为冯苏苇老师颁奖

对于上海以拍卖的方式调控小汽车增量的做法，我和许多北京的媒体人是十分赞许的，因为拍卖的车牌要花钱，所以不可能买一辆相对比较差的车型；但是摇号就不一样了，也可以买一辆比较低端的车型……

记得2013年北京出租汽车调价听证会时，我引用了几个数据，一是北京在2013年的汽车保有量已经是500多万辆汽车，而上海在2013年4月公布时只有260万辆汽车，两城市差距之大，靠的就是上海私车牌照的拍卖政策。

记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曾有新闻说北京在当年要把车辆控制在320万辆以内，但是到了2009年底，北京的汽车保有量已经突破了400万辆，一年之内80多万辆车的增长和25%以上的增速都让这个城市难以承受交通的拥堵。而在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一座城市的汽车保有量每增加100万辆都需要8-10年的时间，也让这写城市有时间去思考交通的问题与难题的化解。而北京从300万辆到400万辆再到500万辆（后期已经开始限购）的两个100万辆却只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我们还有什么时间去考虑关于交通的深层次的问题？所以当人们都说打车难时，的士司机们的回答是，以前一小时可以拉两批次的乘客，如今堵车一小时未必能到。

截止到2017年底上海的汽车保有量是365万辆，但是，如今的北京是要考虑怎么控制在620万辆的问题。

冯教授指出，与购置车辆和上路行驶及交通疏导相比，成本最大的大家可能想不到，是停车的问题。

所以上海的研究报告能在大会上得奖也是必然的。

而来自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的马骅副教授的演讲也更能说明问题，她以北京奥运会为例，采用断点回归分析方法，对盛会期间空气质量应急管理的补偿效应进行定量评估。研究表明，应急空气质量保障措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改善效果，但是也产生了负面的补偿效应，即由于会议前后与会议期间的管制压力存在差异，受到应急管制的污染企业在管制压力较小的时段加大生产强度与污染排放强度，导致空气质量恶化的现象。最后，她提出了系统评估应急管理体系的政策效果、合理设计差别化应急管理措施、评估应急管理的环境风险、研究减排企业的经济补偿、完善大气环境应急管理制度等政策建议。

来自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政策专业研究生祝玲惠女士作为第三位发言者，她与合作者的研究估算出2004-2017年间，上海私人小汽车额度拍卖政策使人均私人小汽车减少了47%左右。通过安慰剂等多种检验，发现与DID方法得到的结果接近。该结果证实了私车额度拍卖政策的有效性，为相关政策的移植和推广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来自上海财经大学MPA研究生、韩国留学生崔秀向女士的演讲引起与会者的关注，她在建立韩国与中国城市可比性框架的基础上，运用公交优先、公交都市、可持续交通及交通理念变迁等理论，剖析首尔公交改革的得失，并分享了韩国公交改革经验对中国城市的启示，值得行业的有关专家与学者们参考。

来自重庆交通大学的马新露教授，他基于高速公路收费数据，研究了疑似非法营运车辆的辨识方法。通过五一节和春节期间数据提取的关键指标，对疑似非法营运车辆的运营模式进行识别。马老师的研究成果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引发听众们的高度关注。

冯苏苇副教授说，我们交通规制的理论和实践的议题很精彩，从小汽车限购到公交改革，从排污管制再到非法营运识别，显示出规制在交通领域涉及广泛的应用范围。WTC运输规划学部搭建的平台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发表交通研究成果的机会，促进了交通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