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人物

我喜欢读《儒林外史》，能够反复读，反复玩味，但想想总还并不深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总是不能再回到吴先生的时代和环境去面对这些人物。仅仅从文字的表面，没有切身体会，对人物的理解不会深刻和真实到哪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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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所写人物多矣，典型的如周进、范进、马静、严贡生兄弟、娄三娄四兄弟、王惠、杨执中、权勿用、匡超人、牛浦郎等，这里面人物也分几类，衣冠中人，假名士，市井人物，奇人，贤人。我对于这些人物形象和性格的认识，总是落脚在两条线索，一是社会和制度环境影响，一是普遍的人性存在。我为什么要同时强调两点，是因为，制度和人性不能脱离，非一面所能决定，不信，看看文革，看看当下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人性高端在什么地方？怕是还不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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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和坏不那么简单，说范进，他坏吗？他的确是可笑，然而类似这种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得少吗？吴先生在此将普遍的人性刻画出来，不是孤立地批评范进。范进发疯，很正常，应该疯，因为这又是制度的产物，是制度逼的。这种制度（科举选士），它邪恶吗？我看也不一定，没有绝对邪恶的制度，何况中国明代的社会制度，对人的压迫是有限的。范进倒是比较迂腐糊涂，这种糊涂说明他的麻木，这种麻木也是这社会，这制度造成的，是人性对制度的妥协和屈从，直至最后失去本性，但他是可怜，并不丑恶（范进是有历史人物原型的，却实实在在是一位好官），他的形象显然比书中的王惠、严贡生、匡超人、牛浦郎要好。同样，一种制度也不会完全泯灭人性，比如醉心举业的人里面，也有很可敬的人性，那就是马二先生。而鲁小姐，也是可敬的真女子。

http://img.bimg.126.net/photo/2Mp8rxHYpvw4695QurtzsQ==/364228619880415512.jpg但是我对普遍的人性这一点，还是相信得多一点。就像狄更斯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为什么？因为人的变化真的极少，难说变好变坏。而且随着人类的发展，制度和社会在变，不幸的是，人性却很大程度上是不变的。《儒林外史》成书的年代在清乾隆朝，清政府通过科举来消弭敌对关系，笼络知识分子，希图使社会的优秀人才成为驯服工具，但很难说，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所以说，人性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人性包括趋利或叫逐利，这是正常的，但正常的人性之中还有自律知足的成分，关键是能够适可而止，不要演变成为贪婪，不要成为唯利是图的异化的人性。小说的可贵，就是去揭示和批判人性之中丑恶的东西，引导人们思考人性，任何时代，都不能少了这种批判和反思——应该像俄罗斯人对契诃夫和美国人对马克吐温（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那样记忆深刻，铭记在心。

《儒林外史》正是在区分这两类人，一种是贪婪成性，卑鄙无耻，比较典型的如严贡生，王惠，张俊民，臧蓼斋等，一种是自律知足，且富仗义，如鲍文卿，卜老爹、邹老爹，凤四老爹，比如书中最后写的四奇人等。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普通人，是市井平民，在他们身上表达了吴先生对人世的温情和希望。相反，对于衣冠中人，作者的态度却多讽刺和揶揄，这在那个时代，是多么难能可贵啊！http://img.ph.126.net/3GaZJ7vm53pnAPmhSu2guA==/252539349106496475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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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还写了梅玖、匡超人和牛浦郎这些年轻人。梅玖是相当可恶的年轻人，少年得志，也即小人得志，看他借机揶揄羞辱周进的表演，令人作呕。匡超人本是一位乡村“有志青年”，结果堕落成的投机专营，忘恩负义的败类，牛浦则自小不学好，一步步变成江湖骗子，两人地位不同，但人品堪比伯仲，其行状在文中是精彩的，是必要的，因为他们就在我们身边。有一次，我坐火车从武当山回武汉，车上两位大学青年教师，先是为了换座位与我们恶言相向，然后目中无人，大谈如何投机取巧申请某某基金的心得，夸夸其谈，洋洋得意，一路到武汉——这二位不是夫妻，然而气味相投，全无青春阳光，只有猥琐和臭味——超人乎？浦郎乎？制度乎？人性乎？

至于王冕，杜少卿，庄绍光，虞育德等人，他们是作者歌颂的真儒，是作者树立的人格楷模。他们是能够主动克制了人性贪婪的一面，天怀淡定，奉行中庸之道，讲究人的操行，虽然我认为也是有限的，大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生态下，力量薄弱，但这一点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个是就像我理解的中国历史聚落，不仅体现了物质形态与环境的和谐，而且也反映了非物质形态欲望尚未膨胀之际，对自然采取适度索取的态度是一致的。

但是，其中在个性上，我最喜欢的是人物王冕。庄绍光有尊严，但清高，从官家要得一湖，沽名钓誉，总不免矫情；虞博士温厚，但也太好善，总不免累赘；少卿狷介，但太厚道，好坏不分，纠缠在各种人中间，竟至败家，总无法洒脱；只有王冕，失踪离去，这才最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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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吴先生喜欢的人，是襟怀淡泊的，引导人们相信和追求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喜欢儒林外史，喜欢它的入木三分，喜欢它的质朴真实，喜欢它的对生活体验的细致传神，喜欢它广阔的江南乡情画面感和空间感。

相比而言，我不知道中国人为什么都偏爱《红楼梦》，但凡谈起古代小说，似乎就这么一部，好像不说《红楼梦》，会显得自己多么没有文化多么没有格调，连篇累牍描写矫情的贵人生活，围绕一个家族，而不是广阔的社会层面，对颓废的公子哥（今天叫富二代）的生活念念不忘，后人还要为其绑缚众多反封建的背景和说辞，很勉强。作者写自己“阔”过的历史，是失落也好，是反省（很勉强）也好，不应苛求。是不是就像说“水浒，好就好在投降”？那么“红楼，好就好在幻灭”？这人里面或有更深刻的政治社会价值？我不是专门的小说评论家，这个姑且不论。就说中国人对才子佳人的这份艳羡，我觉得这个就反映了中国文化消极阴暗的一面。

同治年间惺园退士的序引述这样一句话：“慎勿读《儒林外史》，读之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我觉得这样一句话说得好，痛快，今世间，即令大学校园之中，都无非各种扭捏作态的人物，各种丑恶的酬应，日日上演《儒林外史》。

                        2014年暑假，再读《儒林外史》有感